張發奎早年追隨汪精衛，后來才看清他真面目：他的虛偽已被我戳穿

一九三二年三月的一天黃昏，細雨黏著石庫門的青磚。張發奎站在上海環龍路一幢洋樓外，等著拜見“老長官”汪精衛。屋里忽然傳出一句話——“又來了，討厭，討厭。”聲調冷漠，透過半掩的門縫直戳心口。張發奎愣在臺階上，那一刻，十年追隨化作一陣涼風，本就憔悴的臉更顯蒼白。后來他回到下榻處，對副官低聲嘀咕：“他的虛偽，我總算看透了。”

時間往回撥，能夠解釋這句話的來歷，還得從一九二五年說起。孫中山病逝后，粵系軍人群龍無首，年輕的張發奎正是眾人簇擁的“鐵軍新星”。在東征、南征里，他靠著沖鋒在前的狠勁兒、帶兵護卒的溫厚，一步步升到第四軍第十二師師長。三民主義影響深，他認定只要緊跟中山先生的路線就不會走錯，至于政治彎彎繞繞，他自覺能離多遠離多遠。

北伐誓師那年七月，蔣介石請各方大將吃飯，桌上掏出三千大洋寫個條子塞給張發奎。很多人心里明白，這就是“買路錢”。張發奎倒沒推辭，客氣收下，卻仍保持與武漢方面的聯絡。蔣看在眼里，嘆一句“人心難測”，隨即又在南京給了張發奎五千大洋，并勸他別蹚政治渾水。話說得誠懇，銀子也到位，可張發奎終究沒有徹底倒向南京。

原因不復雜：一方面，汪精衛當時在武漢任政府主席，黨內元老的頭銜分量十足；另一方面，武漢集中了大批共產黨人，張發奎部里又有葉劍英、賀龍這樣的軍官，左派氣息濃厚。簡單說，武漢那股勁兒與早年孫中山鼓吹的“聯俄聯共”更對張發奎胃口。于是寧漢對立時，他干脆把第四軍、第十一軍留在長江以北，全盤聽命武漢。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期北伐殺到河南漯河，張發奎已是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名下掛著三個軍。蔣介石派人再來游說：給人、給槍、給漢陽兵工廠，還加一頂武漢衛戍司令的帽子。張發奎搖頭，說了句：“軍人豈能反復無常。”外人聽來鏗鏘，事實上他在做一個賭——賭汪精衛會兌現“革命政府”承諾，給第四軍更廣闊舞臺。

同年八月一日黎明，南昌城頭槍聲四起。賀龍、葉挺把張發奎二方面軍大半人馬拉去起義，張發奎急得直跺腳，卻沒追擊，轉而南下爭奪廣州。接下來的張黃事變、李濟深討伐、廣州起義，幾輪混戰耗干第四軍的精氣神，昔日“鐵軍”只剩空殼。廣州城破時，有人提議干脆解散，張發奎搖著頭嘟囔：“總得給兄弟們留條活路。”

九一八事變爆發，民族危機加深。張發奎想北上救援馬占山，桂系又不放行，潦倒之下甚至提出“拆伙拉倒”。按理說，這么大的事，老上峰汪精衛該伸把手，可汪精衛正忙著與蔣介石議和，對昔日救命部隊裝作沒看見。張發奎去拜訪三次，結果連門都進不去。第四回登門，他才撞見那句“討厭”的閑話。

那夜他翻來覆去睡不著，想到過去血戰賀勝橋、黃梅店時，自己把汪精衛的手令當成圣旨；想到一九二八年黃埔灘頭，自己替汪精衛擋的那發冷槍；想到幾千兄弟埋骨珠江岸，一腔悲憤無處傾瀉。副官勸：“將軍別氣壞身子。”張發奎淡淡回一句：“以后再不提汪先生。”

隨后的歲月里，張發奎數次起兵反蔣，始終勢孤力弱。三十年代中后期，他先后在江西、廣東做了幾場聲勢不大的舉動，不了了之。抗戰全面爆發后，他被任命第八集團軍總司令，率部參加南路作戰，已難見當年銳氣。東江、秀山幾仗打得辛苦，他卻異常克制，再也不提汪精衛半字，旁人問起，他只是苦笑。

到了一九四零年冬，汪精衛在南京接受偽職，張發奎手下老兵聚在湖南衡陽，議論紛紛。有人氣呼呼地罵汪叛國，有人想寫信討說法。張發奎擺擺手：“別寫，沒用，他早不是當年的汪主席。”當晚他在舊日軍旗上點了炭火，燒掉一張泛黃的合影——照里他和汪精衛肩并肩，神情稚氣。火光映得屋里明暗交錯，老將軍的眼角泛出微光，誰也分不清那是淚還是汗。

一九八零年三月十日，他在香港病逝。葉劍英委員長致唁電，用“鄉情舊誼”四字概括六十年交往。外界原本期待他晚年出版回憶錄，他卻只留下幾頁筆記，其中一句最醒目：“人無主心骨，易被假象左右；若失自省，終成旁觀者笑柄。”落款后寫了一行小字：“汪氏其人，謹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