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重磅反制，日本氣極了，妄稱“在中國丟失機密文件”，不簡單

核機密落在中國兩個月，日本卻秘不敢宣？

日前，日本共同社自爆丑聞，稱日本原子能規制廳的一名職員，在去年11月份的時候因為私事去了趟中國。結果在此期間，把自己工作用的智能手機給丟了。

因為工作性質，這個手機非常重要，保存著機密性非常高，且日方沒有對外公開的一些核安全部門的職員姓名和聯系方式。如果你認為這是一個關于“丟手機”的普通社會新聞，那你可能就被這出精心編排的“政治苦情戲”給騙了。

按理說，身為掌握核心機密的涉密人員，出境應當有嚴格的報備和設備管理流程，這個人 不僅大搖大擺地把裝有政府機密信息、核安全部門同僚姓名及聯系方式的公務手機帶出了國，更是在疑似上海機場過安檢時弄丟了手機，卻是在整整“事發3天后”才猛然驚覺大事不妙。

三天！整整72小時的安保真空期，在這三天里，這部存有大量未公開敏感資料的手機處于何種狀態，無人知曉。

等到這位職員終于想起要上報備案時，日本方面才發現更為致命的技術漏洞：因為手機沒電或關機導致無法接收信號，他們甚至無法進行遠程鎖定或數據清除。這就好比把自己家的金庫鑰匙丟在了大街上，還沒辦法換鎖。

真正值得玩味的，不是這位職員如同“無頭蒼蠅”般的個人疏忽，而是日本政府對此事的處理態度。

要知道，這件事發生在11月，為什么日本方面當時一聲不吭，硬是把這個不僅丟人而且可能泄密的重大安全事故捂了兩個月，偏偏選在現在的1月對外大肆渲染？

就在日本拋出“手機在華遺失”這個消息的前，中國商務部剛剛祭出了一記重拳：發布關于強化兩用物項對日出口管制的公告。

這并非普通的貿易調整，而是一次精準的“畫線”，在那份長達一百多頁的管制目錄中，從半導體相關的關鍵制造設備到極為敏感的稀土加工技術，凡是可能被用于日本軍事用途的物資，全被中國嚴絲合縫地卡在了國門之內。

這比當年歐洲遏制中國的“瓦森納協議”還要嚴苛，這種焦慮迅速在日本政界蔓延，日本外務省的官員金井急得跳腳，直接找到了中國駐日大使館提出所謂的“強烈抗議”，聲稱中方的措施不符合國際慣例，要求撤回。

甚至有一些日本網民在極度恐慌中失去了理智，將這種合規的貿易管制妄稱為“珍珠港事件前美國對日本的禁運”。

這顯然是心虛的表現。當日本政客高市早苗不斷發表錯誤的涉臺言論、挑戰中國底線時，日本輿論場可沒有這么“委屈”。

當解放軍此前舉行圍臺軍演，日本官方選擇裝聾作啞，試圖通過“靜默”來掩飾內心的不安。如今，當中國的反制措施真的落實到具體的工業血液，稀土和半導體材料上時，那種實實在在的痛感終于讓他們坐不住了。

正是在這種內外交困、民怨沸騰的背景下，“核機密手機在中國丟失”的舊聞被作為一種策略性武器拋了出來。

日本政府極力想通過這件事塑造一種“受害者”的形象。他們在描述中刻意模糊了職員違規攜帶機密出境的主觀過錯，也不提上海機場作為公共場所已經盡到了應盡的協助尋找義務。

要知道，根據民法典原則，雖然拾得遺失物應返還，但沒有任何法律規定場地提供方要為一個馬虎大意的成年人承擔保管私人物品的無限責任。

日方卻在言語間含沙射影，似乎是因為“在華”這個環境才導致了數據的風險，企圖用這種低級的陰謀論，將國內民眾對出口管制制裁的焦慮，轉移到對中國的莫名猜忌上來。

這種“碰瓷”手法的背后，其實還掩蓋著日本核能領域早已千瘡百孔的信任危機，如果說丟手機是偶然，那么一系列的“巧合”連在一起，就是系統性的崩塌。

就在今年1月初，中部電力公司又承認在重啟審查中竟然操縱地震數據。加上福島核事故留下的心理陰影，日本民眾對政府監管能力的信任早已透支到了負值。

如果在那位職員剛剛丟手機的11月就曝光此事，對于正要在地震帶上強推核電站重啟的日本政府來說，無異于一場滅頂之災。

公眾會質疑：一個連核心員工的工作手機都管不住、甚至三天都發現不了丟東西的部門，憑什么保證核反應堆的安全？

所以，他們必須忍，忍到兩個月后，忍到中國實施強力出口管制、日本國內對此一片哀嚎的時刻。這個時候再把“手機事件”放出來，原本的“管理瀆職”搖身一變，就成了“在華安全風險”。

這一招“移花接木”，既沖淡了民眾對核電管理混亂的關注，又給因遭受制裁而憤懣的民族情緒找了一個宣泄的靶子，但這這種小聰明終究是掩耳盜鈴。

中國劃下的紅線是清晰的：軍民兩用的物資，絕不允許流向那些可能威脅國家安全的一方，日本如果真想解決問題，應該正視目錄上那一百多頁的詳實清單，而不是指望靠編排幾個“丟手機”的苦情故事來博取國際社會的同情，或者像祥林嫂一樣拿“珍珠港”做不恰當的比喻。

這出戲演到最后，手機能不能找回已經不重要了，日本政府用這種方式，徹底暴露了其內部治理的混亂與外交心態的扭曲。

當“工匠精神”變成了連一部手機都守不住的笑話，當嚴肅的貿易博弈被異化為低級的輿論碰瓷，日本失去的，恐怕遠不止是幾條核電站負責人的聯系方式，更是作為一個負責任國家應有的體面與信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