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后，越來越多的人在借網貸養家

2026年初春的清晨，北京五環外一間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里，35歲的李偉打開手機，點開第三個借貸App。他的手指在“確認借款”按鈕上停頓了三秒——不是猶豫，而是計算：這筆8000元的貸款，扣除手續費后能到賬7120元，剛好夠付孩子下個月的補習費、妻子的慢性病藥費，以及房東催了三次的房租。

這不是他第一次借網貸，也不會是最后一次。

過去一年，像李偉這樣“以貸養家”的人，正在悄然增多。他們不是揮霍無度的“月光族”，也不是沉迷賭博的失信者，而是一群被時代浪潮拍打到岸邊的普通人——曾經有穩定工作、按時繳社保、周末帶孩子去公園的父親，如今卻在失業半年后，靠拆東墻補西墻維持家庭基本體面。

這背后，藏著一個殘酷的現實：當收入中斷，儲蓄耗盡，社會保障尚不足以兜底時，網貸成了最后的“安全網”。

一、失業不是終點，而是債務的起點

很多人以為，失業最可怕的后果是“沒錢”。但真正壓垮人的，是“沒錢+時間壓力+責任未減”。

房貸不會因你失業而暫停，孩子的學費不會因你投簡歷失敗而減免，父母的醫藥費更不會等你找到下一份工作再結算。于是，在銀行拒貸、親友借遍之后，那些廣告里寫著“3分鐘放款”“憑身份證即可申請”的網貸平臺，成了絕望中的救命稻草。

數據顯示，2025年四季度，國內消費金融類貸款余額同比增長21%，其中30-45歲群體占比首次超過50%。這個年齡段，正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間背著房貸的“夾心層”。他們不是想超前消費，而是想“續命”。

但網貸的利率，往往遠高于表面數字。名義年化18%，實際綜合成本可能逼近36%的法律紅線。更隱蔽的是“服務費”“保險捆綁”“分期手續費”——這些設計精巧的金融產品，用“低門檻”吸引人，再用“高成本”鎖住人。

李偉算過一筆賬：如果連續借6個月網貸，總還款額將是他原本借款本金的1.8倍。但他別無選擇：“不借，明天就斷藥；借了，至少還能撐一個月?！?/p>

二、系統失靈時，個體只能自救

我們常把“社會保障體系”掛在嘴邊，但在現實中，它的覆蓋仍有縫隙。

失業保險？需連續繳納滿一年，且非自愿離職。靈活就業者、合同工、試用期被裁者，往往不符合條件。
低保？資產和收入審核嚴格，一套小產權房或一輛代步車，就可能讓你“不夠窮”。
臨時救助？申請流程長、額度低，遠水難救近火。

于是，市場迅速填補了這片空白——不是慈善，而是生意。網貸平臺用算法評估你的還款能力，用風控模型判斷你是否“值得借”，卻從不問你為何需要這筆錢。在資本眼中，你只是一個信用分和現金流預期的組合體。

可人不是數據。李偉曾是一家教培機構的中層，行業崩塌后，他投了200多份簡歷，面試17次，最終只拿到一份薪資腰斬、通勤三小時的工作。他拒絕了，因為“去了也撐不了三個月”。他寧愿在家接零散的線上客服單，同時借網貸維持生活——這是一種理性的拖延，也是一種無聲的抵抗。

三、真正的危機，不是負債，而是希望的枯竭

比債務更可怕的是心理上的“沉沒感”。當一個人長期處于“借新還舊”的循環中，會逐漸喪失對未來的掌控感。他會開始懷疑：是不是我能力不行？是不是我不配擁有安穩生活？是不是這個社會已經不需要我了？

這種自我否定，比逾期罰息更傷人。

而更深層的問題在于：當大量中年人被迫依賴高成本借貸維持基本生存，整個社會的消費信心、生育意愿、創新活力都會被系統性削弱。今天借網貸養家的李偉，明天可能就是不再敢生二胎的父親、不敢換工作的員工、不敢創業的潛在企業家。

這不是個人悲劇，而是結構性風險。

四、出路在哪里？

短期看，個體需建立“抗脆弱”意識：

儲蓄目標不應只是“應急3-6個月”，而應考慮“失業12個月”的極端情況；

主動配置基礎保障型保險（如醫療、重疾），避免因病致貧；

在職時就發展副業或技能儲備，降低單一收入依賴。

中期看，政策需補位：

擴大失業保險覆蓋范圍，納入靈活就業群體；

建立“過渡性收入支持”機制，對長期求職者提供階段性補貼；

嚴管網貸平臺信息披露，禁止誘導性營銷，設定合理利率上限。

長期看，我們需要重新定義“安全”：
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真正的安全感，不再來自一份終身雇傭的工作，而來自可遷移的能力、多元的收入來源，以及一個愿意托底的社會網絡。

夜深了，李偉關掉手機屏幕，輕手輕腳走進孩子房間，替他掖了掖被角。窗外城市燈火通明，卻沒有一盞真正為他而亮。但他知道，只要孩子還在熟睡，他就不能倒下。

或許，這就是普通人最樸素的英雄主義：在系統尚未完善的裂縫中，用網貸撐起一個家的尊嚴，直到春天真正到來。

而我們要做的，不只是同情，更是改變——讓下一個李偉，不必在深夜里，靠點擊“確認借款”來守護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