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故事正在走向終結嗎？

電影《粗野派》

上周六（1 月 3 日）凌晨，特朗普政府發動襲擊，逮捕了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并將其押送至紐約接受審判。

這一舉動迅速引發國際社會的爭議，也再次將美國置于一個熟悉卻尷尬的位置：一方面，它以“自由”“法治”“正義”等普世價值的名義行事；另一方面，它實際采取的政治手段和軍事行動，卻與它所提倡和參與建立的國際秩序不斷錯位。這種情況并非偶然，而是深深嵌在美國對自身角色的理解之中：它既將自己視為價值的守護者，又不斷在現實政治中行使強權。

在這樣的背景下，單讀為大家帶來10 本深入美國現實的書籍，一起回望那個一度極具吸引力的“美國故事”。它曾經定義著個人的自由與幸福，講述著白手起家的傳奇；它也曾是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參照，是文化多元化與經濟市場化的標桿。可如今，當我們再次談起美國，它卻更多出現在互聯網上的調侃段子里。

笑聲背后，如何理解這個仍處于全球敘事中心的國家？那個曾經舉世矚目的美國故事，是否正在走向終結？

01

當“自由”變成對外干預的理由

冷戰結束后，美國曾滿懷自信地認為：只要以自由主義為旗幟，就能重塑世界。民主會在全球擴散，開放市場會帶來繁榮，國際制度會依照美國的形象建立，全人類將共同邁入一個更加安全的世界。

于是，美國試圖把盡可能多的國家改造成民主國家，推動經濟深度相互依賴，建立國際制度來鎖定秩序。但國際體系的現實卻與之相悖，各國的歷史、文化、族群與制度迥異，沒有誰能壟斷對“美好生活”的定義。自由主義思想把個人當作原子化的行為體，相信無數人的私利匯聚起來就能產生共同利益，卻幾乎無法提供任何維系社會的情感紐帶。

美國越是推行自由主義擴張，越頻繁地陷入戰爭泥潭。從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直接軍事干預，到在烏克蘭沖突中的結構性介入，接連不斷的沖突一次次提醒我們自由主義擴張的現實限度。美國不僅沒有讓世界更安全，反而因為對外戰爭而成為一個高度軍事化的國家。

米爾斯海默的結論直指美國夢的外部投射：如果說美國曾讓世界相信自由與平等的可能，那么這種強行輸出理想的方式早已走到盡頭。他呼吁美國回歸現實主義與克制，把力量用于在國內建設真正有吸引力的民主體制，而不是一再發動“正義的戰爭”。只有這樣，美國才能重新贏得他國的尊重，也才能保住自身賴以自豪的自由。

02

美國夢如何埋下了分裂的伏筆

個人主義也許是美國最鮮明的文化符號：自力更生、白手起家、自由獨立。它構成了美國人想象自身的核心敘事，也是“美國夢”賴以展開的價值前提。

作者帶我們溯回杰克遜時代的美國，在那樣一個國家力量快速擴張的年代，“自力更生的拼搏者”“自然權利的擁有者”“白手起家的英雄”這三種神話逐漸成形，并被不斷重復，塑造出一個充滿自由與機遇的理想國度。它們既回應了當時的社會需求，也成為“美國例外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那是一個社會還未完全被資本壟斷、社交隔閡或出生地固定化等現象所俘虜的年代。這些神話給民眾勇氣，也給社會提供希望。他們看到自己不僅可以“動起來”，可以參與國家項目，還可以從農業飛躍到工業，從偏遠小鎮移居城市，從邊緣進入公共話語。

試想一個沒有家庭背景的年輕人，只有一座農場或者一間小店，但只要靠自己的雙手，就能耕種、收獲、變出一條人生的新路。試想一個人只要參與政治活動、投票或在公開演說中承擔起公民身份，就能分享美國的自由和權利。這就是曾經動人的美國故事，它不僅描繪了理想的自由與可能性，也提供了身份認同與希望。

但今天，當我們回望這些神話，卻有更多的追問：那些曾被賦予普遍性的自由與機會是否真的普遍？誰能被納入“自由人”的范疇，誰被排除在權利之外？個人主義既是一種解放性的力量，也是一種遮蔽性的幻象。它支撐了美國夢的活力，卻也為日后的分裂埋下伏筆。

03

成功學，如何變成一種懲罰

優績主義也曾是美國故事的信條：相信機會平等，憑實力往上爬，靠努力改變命運。而耶魯大學教授馬科維茨卻在《精英陷阱》中提出：恰恰是優績主義本身，正在制造新的不平等。

對于精英階層而言，優績主義早已成為一種沉重的枷鎖。父母為孩子精心籌劃教育路線，每一次考試、每一次展示都被視作關乎未來的關鍵節點。成年后，他們進入名利場，卻發現競爭并未結束——無休止的加班與內卷，讓“不進則退”的焦慮幾乎貫穿一生。看似光鮮的成功，往往意味著徹底的自我剝削。

與此同時，那些被排除在精英軌道之外的人，也不得不接受另一重羞辱。優績主義營造了一種推崇勤奮、蔑視懶散的氛圍，把結構性的排擠偽裝成個人能力不足或努力不夠的結果。于是，這場競賽的失敗者既失去了機會，又被迫背負各式各樣的道德指控。

正如馬科維茨在書中所說：“美國的優績主義已經發展成了它最初旨在對抗的東西：一套將財富、特權和社會地位集中起來并實現代際傳遞的機制。”如何處理這一困境，或許正是美國故事必須直面的難題。

04

黃金年代之后，普通人去了哪里

“六七十年代的美國，任何高中畢業生幾乎都能在本地工廠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如果再有大學文憑，機會更是近乎無限。”但《下沉年代》講述的，正是這場繁榮退潮后的失落與掙扎。

迪恩·普萊斯出身南方煙草世家，曾以為只要努力就能打破世代貧困的循環。他開過加油站，辦過快餐店，又滿懷熱情投身生物柴油產業，想為家鄉重建經濟閉環。可最終，他在經濟危機和大企業的夾擊下破產，只能開著破車游走各地，向政客兜售自己的能源計劃。

杰夫·康諾頓則來自精英階層。他在大學時被拜登的演講打動，決心一生追隨這位政治偶像，先是為競選奔走，后來成為參議院的智囊，力圖推動對華爾街的監管。可當拜登終于成為副總統，他卻因過往的說客身份被排除在白宮之外，眼睜睜看著理想與忠誠被政治機器吞噬，最終失望離開華盛頓。

這是生于戰后黃金年代的一代美國人：他們曾滿懷希望，卻在中年時親歷傳統社會結構的坍塌。帕克并不只寫個人的悲歡，而是把鏡頭不斷拉遠，捕捉更大的社會畫卷：操縱民意的政客、不斷擴張的資本、浮浮沉沉的文化偶像，乃至數以萬計在房地產泡沫和金融危機中迷失的普通人。他們的經歷，是曾被美國夢的繁榮光景長久遮蔽的另一面。

05

在最富裕的國家，無家可歸

黃金年代的幻象崩塌之后，還存在更嚴重的生存困境：住房。住房本該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被“掃地出門”不僅意味著失去住所，更意味著家庭關系的破裂、生活秩序的坍塌、孩子學業的中斷。

社會學家德斯蒙德花費多年，深入密爾沃基的底層社區，與被驅逐的房客、收取高額租金的房東面對面，用調查和訪談記錄下最赤裸的生存現實。他發現，一次驅逐往往將一個家庭徹底推向社會底層。與此同時，那些破敗、潮濕、時常停水斷電的房屋，卻能在市場和制度的縫隙中持續制造暴利。

德斯蒙德記錄下被驅逐者的日常策略：有人小心保留自己與親友的關系網，不敢輕易求助，以免耗盡最后的安全繩索；有人用一個月的食品券換來一頓奢侈的大餐，好像要在困境中為自己保留一點尊嚴。理性計算在這里往往失效，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在一次次打擊下繼續生存。

這本書迫使我們追問：在這樣富裕的國家里，為什么有一方屋檐不再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在房東、房客、國家政策與私人住房市場交織的關系網絡中，誰在獲利？又是誰在為貧窮付出代價？

06

那些被美國夢拋下的白人

當我們談論美國的問題時，常常忽視了一個群體：底層白人。他們被稱作“white trash”，一個帶著污名的詞，卻是美國歷史中始終存在的影子。

政治文化學者艾森伯格走進美國四百年的歷史，追蹤這個群體的形象如何被塑造、固化乃至利用。殖民時期，他們作為英國社會的“棄民”被傾倒至北美，成為邊陲農民與廉價勞動力；在工業化的洪流中，他們長期徘徊在自耕農與流浪漢的身份之間，與黑人奴隸的境遇相去無幾，卻因膚色而被認為無需解放。即便在“人人平等”的獨立宣言中，他們依舊是缺席者。到了 20 世紀“優生學”盛行的年代，多個州甚至通過法律對他們強制絕育，以此“凈化”社會。

2016 年，特朗普的勝利讓這一群體浮出水面；2025 年他們再次成為保守主義的主力支持者。政客們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點，甚至把自己裝扮成“從底層走出來的一員”。這是美國的另一段歷史：除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理想敘事之外，還有這樣一個被遺忘了的階層，如今成了政治格局的關鍵變量。

07

跨不過去的，不只是立場

為什么那么多人會支持特朗普？為什么他們一方面堅信“政府不可信任”，另一方面卻對保守主義的敘事充滿熱情？

社會學家霍赫希爾德在路易斯安那州扎根五年，深入茶黨（2009 年初興起的美國財政保守主義政治運動）大本營，傾聽普通人的生活故事。她提出了一個著名的概念“同理心之墻”：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并非缺乏事實溝通，而是缺乏對彼此情感的理解。當地人感到自己被精英階層和媒體長期忽視，尊嚴無人看見；他們的焦慮不僅來自經濟停滯與社會衰落，更深植于家庭傳統、宗教信仰和文化認同。于是，他們構建出一套自洽的解釋世界的方式，將支持保守主義作為捍衛自我價值的姿態。

這本書顛覆了外界對“紅脖子”的漫畫式描繪，展現出一群真實而復雜的人：他們的生活既有辛勞，也有自豪；他們的憤怒常常帶著合理性，卻又被政治敘事不斷操縱。霍赫希爾德懷著同情和耐心，把這些聲音帶到公共視野之中，讓我們看到美國極化政治背后的情感邏輯，也提醒我們：要理解當代美國，不僅要關注選票和政策，更要越過那堵“同理心之墻”，認真傾聽這些陌生而又熟悉的故事。

08

政治如何變成一場末日敘事

“敵人在暗處密謀，末日即將來臨，我們必須堅守真理陣營。”半個多世紀前，歷史學家霍夫施塔特為這種思維模式取了一個名字：偏執狂風格。

在他看來，這種風格的核心是受迫害感：敵人不僅要擊敗我們，更要徹底摧毀我們的文明。政治由此被塑造成一場非黑即白的善惡對決，毫無妥協余地。從麥卡錫主義的反共狂熱，到今日社交媒體中層出不窮的陰謀論，偏執狂風格一次次在美國歷史中卷土重來。它讓人們同時受困于現實與幻想，使政治話語充滿戲劇性、敵意與不穩定。

霍夫施塔特以美國右翼為例，揭示這種思維模式如何以末世論語言強化陰謀論的力量。他提醒我們，政治不僅受利益驅動，更深受人們感知與理解方式的影響，“想象的敵人”往往會引發真實的沖突。

正因如此，偏執狂風格并不限于美國右翼，它可以出現在不同國家、不同派系的政治敘事之中，令公共生活受制于敵意與分裂。理解這一點，也許能幫助我們更清楚地看到，政治斗爭的敘事為何總伴隨著對危機、陰謀與末日的想象。

09

一場本可以成功的平等實驗

回看十九世紀美國內戰結束時，戰爭雖然帶來巨大的創傷，也帶來一個前所未有的契機：如何在奴隸制的廢墟上，建立一個新的共和國？如何讓四百萬被解放的奴隸真正成為公民？如何讓普遍自由與跨種族平等落地生根？在那個歷史轉折點，美國人曾經滿懷理想，相信他們可以迎來一場“第二次建國”。

歷史學家方納將這段被稱 為“重建”的歲月寫得 恢弘 而復雜： 新的憲政原則誕生了，黑人獲得了選舉權，南方社會出現了黑人自由勞動與參與政治的新景象。方納特別強調，“重建”并非單純的政策調整，而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實驗——在國會的辯論廳里，在南方種植園的土地上，人們都在探索如何創造一個平等的國家。理想與斗爭并存，創造與暴力交織，那些曾經沒有發聲權利的人第一次成為共和國主體的一部分。

然而，現實的阻力也同時顯現。“白人至上”的復辟來勢洶洶，制度性的排斥和暴力恐嚇讓少數族裔新獲得的權利被侵蝕。當種族平等與公民權益再次成為今天美國的核心議題，方納的書提醒我們：那段未竟的革命，仍是當代美國故事里最深的裂口。

10

美國夢會結束，但理想不會

談到美國，人們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它的科技實力、軍事霸權或資本市場。但事實上，有一種更隱秘、卻也更為持久的貢獻，來自于美國的人文學科。如果說經濟與政治的困境不斷揭示著美國故事的裂縫，那么人文學科則承載著它最為理想化的面貌。

二戰之后，美國學界有意地塑造了“人文學科”這一范疇，把它作為國家理想的文化表達。正如本書作者杰弗雷·蓋爾特·哈派姆所說，人文學科并不僅僅是學院里的學問，它與幸福感和充實感密切相關，能夠深化人們對生命意義的理解，探索生活的廣度與深度。人文學科源自對生命本質問題的批判性思考，由此給予人內在的力量。而更為重要的是，它培育出同情與理解他人的能力——而這正是民主政治與公民精神不可或缺的基石。

當然，當今世界包括美國在內的大部分國家，似乎都在經歷著一場下沉。大學課程被削減，功利主義占據我們的語言，人文學科變得“過時”。不過，當文化與思想超越了政治，人文學科所代表的思考能力仍能被調用，人文學科的理論積累依然能全球范圍內為自由與尊嚴提供想象力和語言，也依然在為那些在困境中堅持對話、堅持想象更好世界的人提供力量。

美國故事的“終結”或許意味著某種幻象的消散，但它同時也讓我們重新理解：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壟斷理想，理想需要在每一代人、每一個社會中不斷重寫。

撰文：Iris

編輯：菜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