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五月的一天,北京衛戍區政治部干部室里彌漫著油墨味,新調來的干事王林正翻閱離休審批文件。忽然,一份薄薄的請示把他怔住——“請求同意熊世皮同志按副師職待遇離休”。備注欄里多了四個字:聾啞紅軍。王林脫口而出:“副師?聾啞?頭回見!”一句話,把屋里老資格的參謀都逗樂了,又都忍不住感慨:全軍上下,敢情就這么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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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往上送的速度很快,部長呂企儒只看了兩行,鋼筆“刷”地在批示欄寫下同意。他擺擺手:“他把一輩子丟在路上,這待遇不算高。”沒人提出異議,會議五分鐘結束。可對于熊世皮,這五分鐘卻像一條漫長的雪山路——從一九三五年的四川,到此刻的首都,他花了整整半個世紀。
時間撥回五十年前。紅一方面軍經過大渡河畔,槍聲、炮聲、山風攪作一團。當地百姓受盡川軍團練盤剝,見到陌生武裝就逃。一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也躲進山洞,衣衫破爛,嗓子失聲,只能急切比劃。紅軍偵察員最怕特務,先把他押在戰士隊伍尾巴上。一路行軍,他搶活干,背糧背藥,夜里守火堆,誰掉隊他就回頭拉一把。幾周后,警惕的干部看見他的腳被草鞋磨得血肉模糊,卻依舊咧嘴傻笑,比劃著“我能走”。那一刻,大家認可了這位“啞巴伙計”,在入伍登記本上寫下他報出的名字——熊世皮,四川磨西海螺溝人。
長征途中,熊世皮自告奮勇推小車。車上裝著機槍零件和電臺電瓶,一件都不能丟。過夾金山那夜,風雪撲面,車輪陷進冰溝,他咬住麻繩往前拖,牙齦鮮血混著冰渣,誰勸都不松手。行軍處把熊世皮列為“戰斗模范”,但獎勵只有兩樣:一頂舊軍帽、一撮炒面。他揣在懷里,轉頭塞給高燒的傷員,自己抓把雪就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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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延安后,他調進警衛營。不會說話,卻對動靜極敏銳,夜班巡邏靠拍肩換崗,一次沒誤。毛線襪子破了,他自學縫補;馬燈漏油,他拆開修理。干部住地流傳一句順口溜:“屋里燈亮了,是熊啞子剛來過。”戰士們敬他,又心疼他。有人問過,打仗流彈飛來,你聽不到口令咋辦?他在紙上寫四個字:看旗跟人。簡簡單單,卻從未掉隊。
一九四九年進北平,熊世皮隨中央機關警衛團駐在西直門附近。和平日子里,他仍舊清苦。夜里鋪草席,枕頭是一只被磨得發亮的帆布包,里面裝著長征時留下的領章。團伙食改善,他把肉票全送炊事班:“老傷號多,加菜。”時間久了,干部笑稱他的口號只有四個動作:擺手、點頭、彎腰、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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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二年,老軍需陳森來看他,遞上一臺十二英寸黑白電視機——那可是北京商場最新型號。熊世皮捧著機器,像抱孩子一樣。自此,戲曲、文藝晚會成了他最大的樂趣。可惜年紀大了,心臟出問題,部隊和總醫院商量,在病房里給他安個“家”:墻刷白,新床搬進來,窗臺擺盆石榴。護士小張負責照料,這姑娘心細,總怕他夜里看電視不睡,常提前幫他拔掉插頭。每逢八一,小張就叮囑:“老熊,別亂跑,朋友要來看你。”他笑瞇瞇豎大拇指。
一九八三年夏,他的病情急轉直下。醫學部大樓外,輪椅、水果籃、老軍裝一陣陣涌來。熊健、陳森、張政委……一個個站到床前。那一晚,熊世皮昏睡中忽然睜眼,手指微微一動,比了兩下“報告”。熊健俯身附耳,聽不見,但懂:他想要敬禮。熊健握起那只干枯的手,替他完成動作。第二天黎明,心電圖一條直線,醫生默默摘表,病區悄無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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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遺物時,管理科只找到六樣東西:長征帽、兩枚老領章、四套新軍裝、五雙膠鞋、六枚勛章——再無其他。柜子里一摞舊紙條,寫著零散人名,有的旁邊畫箭頭,指向“家?”推測他一直在找親人,卻說不出口。干部把紙條封存,同他的骨灰一起送八寶山。登記冊“籍貫”欄,終于補上:四川瀘定磨西鎮。
審檔會結束那天,王林把批準文件放進檔案盒,順手寫了句旁批:全軍唯一聾啞長征老兵,副師職離休。筆墨干后,屋子里沒人再多言。窗外梧桐葉沙沙,似在替熊世皮說完那場沒有聲音的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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