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長征唯一啞巴紅軍，晚年按副師職待遇離休，干事：這是頭一回

一九八五年五月的一天，北京衛戍區政治部干部室里彌漫著油墨味，新調來的干事王林正翻閱離休審批文件。忽然，一份薄薄的請示把他怔住——“請求同意熊世皮同志按副師職待遇離休”。備注欄里多了四個字：聾啞紅軍。王林脫口而出：“副師？聾啞？頭回見！”一句話，把屋里老資格的參謀都逗樂了，又都忍不住感慨：全軍上下，敢情就這么一個人。

文件往上送的速度很快，部長呂企儒只看了兩行，鋼筆“刷”地在批示欄寫下同意。他擺擺手：“他把一輩子丟在路上，這待遇不算高。”沒人提出異議，會議五分鐘結束。可對于熊世皮，這五分鐘卻像一條漫長的雪山路——從一九三五年的四川，到此刻的首都，他花了整整半個世紀。

時間撥回五十年前。紅一方面軍經過大渡河畔，槍聲、炮聲、山風攪作一團。當地百姓受盡川軍團練盤剝，見到陌生武裝就逃。一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也躲進山洞，衣衫破爛，嗓子失聲，只能急切比劃。紅軍偵察員最怕特務，先把他押在戰士隊伍尾巴上。一路行軍，他搶活干，背糧背藥，夜里守火堆，誰掉隊他就回頭拉一把。幾周后，警惕的干部看見他的腳被草鞋磨得血肉模糊，卻依舊咧嘴傻笑，比劃著“我能走”。那一刻，大家認可了這位“啞巴伙計”，在入伍登記本上寫下他報出的名字——熊世皮，四川磨西海螺溝人。

長征途中，熊世皮自告奮勇推小車。車上裝著機槍零件和電臺電瓶，一件都不能丟。過夾金山那夜，風雪撲面，車輪陷進冰溝，他咬住麻繩往前拖，牙齦鮮血混著冰渣，誰勸都不松手。行軍處把熊世皮列為“戰斗模范”，但獎勵只有兩樣：一頂舊軍帽、一撮炒面。他揣在懷里，轉頭塞給高燒的傷員，自己抓把雪就咽。

到延安后，他調進警衛營。不會說話，卻對動靜極敏銳，夜班巡邏靠拍肩換崗，一次沒誤。毛線襪子破了，他自學縫補；馬燈漏油，他拆開修理。干部住地流傳一句順口溜：“屋里燈亮了，是熊啞子剛來過。”戰士們敬他，又心疼他。有人問過，打仗流彈飛來，你聽不到口令咋辦？他在紙上寫四個字：看旗跟人。簡簡單單，卻從未掉隊。

一九四九年進北平，熊世皮隨中央機關警衛團駐在西直門附近。和平日子里，他仍舊清苦。夜里鋪草席，枕頭是一只被磨得發亮的帆布包，里面裝著長征時留下的領章。團伙食改善，他把肉票全送炊事班：“老傷號多，加菜。”時間久了，干部笑稱他的口號只有四個動作：擺手、點頭、彎腰、捐票。

一九七二年，老軍需陳森來看他，遞上一臺十二英寸黑白電視機——那可是北京商場最新型號。熊世皮捧著機器，像抱孩子一樣。自此，戲曲、文藝晚會成了他最大的樂趣。可惜年紀大了，心臟出問題，部隊和總醫院商量，在病房里給他安個“家”：墻刷白，新床搬進來，窗臺擺盆石榴。護士小張負責照料，這姑娘心細，總怕他夜里看電視不睡，常提前幫他拔掉插頭。每逢八一，小張就叮囑：“老熊，別亂跑，朋友要來看你。”他笑瞇瞇豎大拇指。

一九八三年夏，他的病情急轉直下。醫學部大樓外，輪椅、水果籃、老軍裝一陣陣涌來。熊健、陳森、張政委……一個個站到床前。那一晚，熊世皮昏睡中忽然睜眼，手指微微一動，比了兩下“報告”。熊健俯身附耳，聽不見，但懂：他想要敬禮。熊健握起那只干枯的手，替他完成動作。第二天黎明，心電圖一條直線，醫生默默摘表，病區悄無聲息。

整理遺物時，管理科只找到六樣東西：長征帽、兩枚老領章、四套新軍裝、五雙膠鞋、六枚勛章——再無其他。柜子里一摞舊紙條，寫著零散人名，有的旁邊畫箭頭，指向“家？”推測他一直在找親人，卻說不出口。干部把紙條封存，同他的骨灰一起送八寶山。登記冊“籍貫”欄，終于補上：四川瀘定磨西鎮。

審檔會結束那天，王林把批準文件放進檔案盒，順手寫了句旁批：全軍唯一聾啞長征老兵，副師職離休。筆墨干后，屋子里沒人再多言。窗外梧桐葉沙沙，似在替熊世皮說完那場沒有聲音的長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