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開國上將解放家鄉后，母親見了他卻問：請問司令您是誰？

1937年10月的夜雨，拍在皖南一間低矮的指揮所屋頂。新四軍第三支隊第六團團長葉飛伏在地圖上比劃線路，忽然抬頭嘟囔一句：“南安到福州的山真多。”幾名參謀面面相覷，他們從沒聽司令員提過福建的家事，可就在槍炮聲最緊時，這個三十出頭的軍人還是想起了那片離海最近的故土。

那個故土與他之間的牽絆，要從1914年說起。那年冬天，菲律賓地亞望鎮的椰林里，華僑葉蓀衛和土著姑娘麥爾卡托迎來了第一個男孩——葉啟亨。五年后，守諾的父親帶著啟亨和弟弟橫渡南海，把兩個孩子留給福建老家貧苦的妻子謝賓娘養老。少年的記憶里，養母總在油燈下縫補破衣，偶爾念一句：“你爹今年匯的錢少了。”日子清苦卻溫暖，這段歲月讓葉飛一輩子都認定：謝賓娘就是母親。

12歲那年，他考入廈門港中山中學，第一次碰到《新青年》《向導》之類的刊物，心里像點著火。1928年，他加入共青團；1932年在一次地下活動中被捕。看守詢問姓名，他脫口而出：“葉飛。”改名的念頭來得突然，卻解開了他怕牽連家人的顧慮。從此，“飛”字陪伴他闖過監牢、戰場，早已融成血脈。

閩東游擊歲月尤為艱險。深夜轉移時，山林間偶爾傳來南安腔的鳥叫，他會停一秒，卻從不回頭。國民黨圍剿失敗、新四軍編成、華中局電文連連嘉獎，葉飛的軍銜一路攀升。抗戰八年，他轉戰蘇南、蘇北，黃橋、車橋、天目山屢建奇功，卻始終沒能擠出哪怕兩天回福建看看。

1949年5月，上海硝煙剛散，第三野戰軍第十兵團在松江集結。司令員葉飛在營房里來回踱步，參謀提醒距福建海岸僅剩一役，他卻沒說一句話，只在桌上攤開一張南安到廈門的公路圖。那晚，他給政委吳克華低聲囑托：“打進家鄉，我要第一時間派人請一個老人過來。”

9月中旬，南安攻勢結束。部下日夜兼程趕往葉家古厝，找到白發蒼蒼的謝賓娘。老人打量眼前的解放軍，疑惑地說：“我家啟亨早犧牲啦，你們認錯人了。”帶隊軍官一時語塞，只得攙著她回到福州。

臨進師部大門，謝賓娘心里忐忑，她從未見過披掛成排的機關槍，也沒見過整齊的番號門牌。廳里那位肩扛將星的中年人快步迎來，聲音發顫：“娘，我是啟亨。”老人瞇眼細看，又搖頭：“請問司令您是誰？”一句反問，讓在場警衛都紅了眼眶。直到葉飛解下軍帽、露出少年時代那顆右眉旁的小痣，謝賓娘才猛地抓住他的手，哽咽得說不出話。

葉飛把母親安頓在福州，一碗熱魚丸湯才喝幾口，他就繼續部署攻泉、建廈戰役。期間，他向組織報備了身世：父在菲律賓、母天主教徒、自己具雙重血統。機要人員看完電報，只留一句評語：“與革命立場無礙。”

母親晚年住在福州西湖畔的小院。葉飛每次途經省城，定會進去坐半小時，陪她聊聊兒時被竹枝抽手心的趣事。1963年，謝賓娘病逝，終年八十有余。葉飛請假三天，親自抬棺至南安祖墳，葬禮低調，卻將那張舊族譜壓在棺頭，算是母子間的最后默契。

中菲未建交之前，他與菲律賓親人往來極少，只曾把三弟葉啟東接到北京上大學。1975年馬科斯訪華，周總理遞給葉飛一盒菲律賓雪茄：“你是中國將軍，也是菲律賓兒子。”這句話讓他生出回故土看看的想法。

1980年代初，妹妹愛瑪帶著弟弟們第一次踏上北京站月臺。幾位老人見面時都皺紋滿面，卻仍能從彼此眉眼找出童年的影子。飯桌上，愛瑪提及當年碾米廠資金鏈斷裂，葉飛只答一句：“那時我是公家人，不能動用分文公款。”氣氛一度尷尬，最后化在一壺老酒里。

1989年1月，應菲律賓參議長沙隆加邀請，葉飛隨代表團返鄉。飛機降落馬尼拉，他緊握女兒的手說：“七十年，咱們總算回來了。”地亞望鎮整條主街都站滿鄉親，禮炮聲里，妹妹把一束黃玫瑰塞進他懷里，他低聲道歉：“讓你受苦了。”愛瑪搖頭：“能有今天，我這輩子值。”

掃墓那天，他穿白西裝，肩背微駝卻步子挺直。父母合葬墓碑，一側是隸書，一側是英文。葉飛將花束分成兩半，各放一份，隨后抬手敬了一個并不標準卻極莊重的軍禮。山風吹過椰林，紙錢火光閃動，沒人說話，連攝影記者也自覺退開十幾米。

次年，小鎮中心公園豎起葉飛將軍銅像，旁邊新辦“葉飛學校”。華僑長輩在揭幕典禮上說：“這里的孩子會知道，一位中國上將也曾從這片椰林出發。”銅像靜立至今，午后蟬鳴里常有孩子圍坐腳下，聽老人講那個“飛”字背后的故事。

1999年4月18日，葉飛病逝北京。噩耗傳到菲律賓，地亞望鎮半旗致哀，公園中黃玫瑰擺滿銅像基座。鎮長在悼詞里提到，葉飛常說自己“屬海”，兩岸三地、海峽與南海，都是他的家。人群靜默，無人鼓掌，只有海風穿過椰葉，發出低低的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