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38年1月，就在徐州會戰眼瞅著要開打的前夕，一通莫名其妙的電話打到了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桌上。
電話那頭是“小諸葛”白崇禧，這兩人那是穿著連襠褲的老交情。
但這回，白崇禧語氣挺虛，像是個推銷滯銷產品的業務員：“德鄰兄，有一批‘爛貨’，到處都沒人要，你要不要？”
這批被嫌棄成“爛貨”的，就是剛在山西被閻錫山掃地出門，連蔣介石都打算遣返原籍的川軍鄧錫侯部，整整四萬多人。
誰能想到呢？
就是這通像是在處理“不良資產”的電話，最后竟然成了臺兒莊大捷最硬的一塊墊腳石。
要是這四萬川軍真被趕回四川，兩個月后的滕縣就是一座空城，日軍最兇悍的磯谷師團直接就能把徐州捅個對穿。
歷史這玩意兒，有時候就是這么不講理，草蛇灰線全埋在這些看似荒唐的人事調動里。
這事兒吧，得從1937年冬天說起。
那時候的川軍，在各路諸侯眼里，真就跟一群“叫花子”沒啥兩樣。
劉湘在南京拍胸脯說“四川出兵三十萬”，這話確實聽著提氣，連老蔣都感動的一塌糊涂。
但感動不能當飯吃啊。
川軍出川那是分了兩路，楊森那路在上海那是真玩命，穿著草鞋跟鬼子坦克硬剛。
可北上山西的這路鄧錫侯部，混得那叫一個慘。
咋個慘法？
窮唄。
四萬多號人，大冬天的到了山西，身上還穿著單衣，腳上是草鞋，背著還是四川造的“土槍”，有的槍膛線都磨沒了，打出去子彈都不知道往哪飛。
他們本來是興沖沖跑到第二戰區找閻錫山報到的，指望能領點新裝備跟鬼子干一仗。
結果呢？
閻錫山這人，那是出了名的算盤精。
想在他碗里搶肉吃，比讓鐵公雞拔毛還難。
在閻錫山看來，這幫川軍就是來混吃混喝的。
他把川軍、西北軍這些雜牌，一股腦全塞到了娘子關。
當時山西那局勢早就爛成一鍋粥了，忻口那邊打得是真慘烈，但在娘子關這邊，指揮官黃紹竑犯了個大忌諱。
他把部隊像撒胡椒面一樣攤開，根本不管這些雜牌軍之間有沒有配合，防區接縫處全是大窟窿。
日軍那是多賊啊，專挑軟柿子捏。
娘子關一丟，閻錫山不去反思自己指揮混亂，反手就把屎盆子扣在了川軍頭上。
這其實也是當時國軍的老毛病了：打了勝仗那是中央軍威武，打了敗仗全是雜牌軍“作戰不力”。
最缺德的是撤退的時候，連個信兒都不給川軍報。
等鄧錫侯反應過來，鬼子的刺刀都快頂到鼻子尖了。
要是跑得再慢點，這四萬人在娘子關就得全交代了。
這一路潰退下來，川軍是又冷又餓又窩火。
人是鐵飯是鋼，這幫四川漢子為了抗日離家萬里，結果連口熱乎飯都混不上。
路過晉軍一個軍火庫的時候，實在是餓急眼了，守庫的晉軍還不給補給，川軍一怒之下把軍火庫給砸了，搶了些槍支彈藥和干糧。
這下算是捅了馬蜂窩。
閻錫山本來就看他們不順眼，這回算是抓住了把柄，直接給老蔣拍電報：這幫人簡直就是土匪，紀律敗壞，我第二戰區廟小，供不起這尊大佛，趕緊讓他們滾蛋！
這電報發的，那是聲色俱厲，擺明了要把這支部隊的名聲徹底搞臭。
蔣介石接到電報也頭疼。
他那時候正焦頭爛額呢，一看這情況，心想既然二戰區不要，那就問問一戰區程潛？
程潛回得更絕：別介，我們這兒糧食也緊，養不起閑人。
這一來二去，幾萬熱血男兒竟然成了沒人要的皮球，踢來踢去。
蔣介石氣得甚至動了念頭，要把這支部隊遣送回四川。
這對軍人來說意味著什么？
這是要把臉皮扒下來往地上踩啊！
出川抗戰，寸功未立就被趕回去，以后在四川父老鄉親面前還怎么抬頭做人？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白崇禧站出來了。
他太清楚李宗仁在徐州的處境了——那是真正的“光桿司令”。
第五戰區名頭聽著嚇人，其實手里沒幾個能打的兵，面對即將南下的日軍，李宗仁正愁得整宿整宿睡不著覺。
于是，就有了開頭那一幕。
白崇禧給李宗仁打電話：“德鄰，山西那邊有支川軍被趕出來了，老蔣要遣散他們，我看不如你收了吧？”
李宗仁當時的回答，哪怕現在聽來都讓人心里一顫。
他說：“諸葛揮淚斬馬謖，那是沒辦法。
我現在是用人之際，只要是愿意打鬼子的，別說是川軍，就是稻草人我也要！
讓他們來！”
這一聲“讓他們來”，直接把歷史的道岔給扳過來了。
當鄧錫侯帶著這支衣衫襤褸、像叫花子一樣的部隊抵達徐州時，他們做夢也沒想到會受到李宗仁的禮遇。
李宗仁壓根沒嫌棄他們窮酸，反而把自己戰區倉庫里僅剩的幾百支新槍、迫擊炮，還有成箱的手榴彈、子彈，一股腦全撥給了川軍。
不僅如此，他還特意給川軍將領們開了接風宴。
席間一句話不提之前的敗仗，只談國難當頭，共赴國難。
這是什么手段？
這是攻心啊！
對于這幫受盡了白眼和冷落的四川漢子來說，這點裝備可能不算什么頂級貨色，但這份“國士待我”的尊重，足以讓他們拿命去填。
人活一口氣，當兵的更是如此，你把他當人看，他就敢為你變成鬼去咬敵人。
當時的川軍將領王銘章，那個后來震驚中外的名字，此時就在軍中。
拿著李宗仁給的補給，川軍上下只有一句話：“李長官看得起咱們，咱們不能當孬種！
死也要死在陣地上！”
這種情緒爆發出來的戰斗力是恐怖的。
不久后，這支在山西被視為“垃圾”的殘兵，被李宗仁派往了滕縣。
他們的對手，是日軍號稱“鐵軍”的磯谷師團，那是裝備了重炮坦克、在南京大屠殺中滿手血腥的精銳中的精銳。
按照常規軍事推演，以川軍那點破爛裝備，在滕縣能頂住一天就算祖墳冒青煙了。
但川軍硬是頂了三天三夜！
王銘章在城破之時，沒有后撤一步。
他發出的最后一封電報不是求援，而是決絕的告別。
城墻塌了用尸體堵，子彈打光了拼刺刀，刺刀彎了就拉響手榴彈同歸于盡。
滕縣一戰，川軍第122師五千余人，除了少數突圍報信的，幾乎全部壯烈殉國。
王銘章將軍本人，也在城中心十字街口指揮作戰時中彈犧牲。
正是因為這三天三夜，日軍磯谷師團的驕狂被徹底拖住，李宗仁才有時間從容調動湯恩伯部南下，完成了對臺兒莊的合圍。
可以說，沒有李宗仁當年的那個“不嫌棄”，就沒有滕縣的死守；沒有滕縣川軍流盡最后一滴血，就沒有臺兒莊大捷的輝煌。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諷刺。
閻錫山眼里的“匪”，在李宗仁手里成了“鐵”。
同樣的兵，同樣的槍，在不同的指揮官手里，在不同的待遇下，打出了天壤之別的戰績。
當李宗仁在臺兒莊聽到王銘章殉國的消息時，這位桂系硬漢在指揮部里痛哭失聲。
他哭的不僅是損失了一員虎將，更是慶幸自己當初那個決定——他賭贏了，他用一份信任，換回了中華民族在至暗時刻的一道不朽防線。
1938年3月17日，滕縣失守，王銘章遺體后來被尋回，身上全是血窟窿，那年他四十五歲。
參考資料：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
魏晨旭，《川軍抗戰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范長江，《塞上行》，新華出版社，1980年。
《第五戰區徐州會戰戰斗詳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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