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中國與世界】大衛?巴拓識 | 科學的重塑：人類生存的整體愿景與中國的時代使命

當我們從哲學的維度來審視當下，會發現科學在當今時代正佇立在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上。科學正在經歷一場根本性的蛻變，其使命已不再僅僅是探索未知，而是關乎思考人類生存的長遠的本體性命題。在這一宏大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占據著關鍵的地位，因為中國的科學家們正同時置身于應用科學三大核心領域的前沿：一是探索太空，二是構建全球生態文明，三是發展以人為本的人工智能。

這三大領域——太空、生態與人工智能，絕不應被割裂視之，而必須作為一個連貫的整體來理解。在不久的未來，我們需要一種高度協調的智慧，分別服務于“地球系統”或“宇宙空間”的特定需求。回溯弗拉基米爾?維爾納茨基（Vladimir I. Vernadsky）的“地球系統理論”，其緊迫性已不言而喻：化學產物與機械技術正在劇烈地重塑地球生物圈。從海洋中泛濫的塑料微粒，到核污染的陰霾，再到威脅太空安全的太空碎片，人類面臨的負面影響已觸目驚心。因此，當前和未來科學的核心任務之一，是幫助人類將有害的物質從維持人類生命體系的基礎系統中剝離出去。

但這絕非要簡單地否定人類的技術進步。過去我們在哲學上誤以為，那些未能被洞察的、在地球上看似“有害”的技術，往往有著另一種宿命：它們是人類向太空拓展的工具。以“鈾”為例，這種源于宇宙的天然熱源，本就不屬于脆弱的地球生物圈，它應當屬于它起源的地方——太空。由此，我們推導出一個分野原則：在地球上，我們必須采用生態可持續的技術（內生型）；而那些對地球有害的技術，則應服務于外層空間的擴張（外向型）。而人工智能系統，將是掌舵這一區分、管理不同應用邊界不可或缺的工具。

創造與生物圈和諧共生的新物質，是構建全球生態文明的前提。這要求我們的科研體制必須進行重大的轉型：從之前對論文發表數量的盲目追逐，轉向對高質量創新的深度耕耘。同樣緊迫的是建立一種應對AI系統的新科學觀。在此背景下，人文學科必須迎來一場復興，它的職責不再是被邊緣化的點綴，而是對未來進行“元反思”，并守護人類文化的根基。用自然科學的量化標準（如論文產出）來衡量人文學者是一種極其糟糕的謬誤，因為人文學科需要的是深刻的思辨，其思想的載體應當是厚重又細致的著作，而非流水線生產的論文。

另一方面，自然科學與一種全新的跨文化哲學，應當被視為互補的兩極。STEM與文化研究、藝術創造力應該在未來被深度熔煉。既然AI已經能更高效地處理碎片化的知識儲備，那么人類的核心競爭力就應該轉移到跨越學科的創造性的連接上。我們的終極目標，是構建一種全球性的“元文化”（Metaculture），而它的守護者將是一群通才——他們既是哲學家，也是科學家，更是藝術家。

這對中國而言，既是獨特的挑戰，也是歷史的機遇。盡管中國在AI領域已執牛耳，但現代人文學科的架構仍需進一步提升。中國的自然科學的文化積淀，相較于西方也顯得短暫。為了不在這場AI時代的新浪潮中錯失創造力的接力棒，中國必須在理工與人文這兩個亟待彌合的領域同時發力：摒棄那種標準化和量化的培養模式，轉而全力呵護個體的天賦與獨立思考的能力。

德國量子物理學家阿諾德?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自然科學領域的歷史典范。他的成功——培養出七位諾貝爾獎得主——并非源于嚴苛的管束，而是建立在充滿人性的關懷以及對個體才華無私的托舉之上。年輕的科學家不應是可被隨意替換的技術工人，而是獨一無二的創造者。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已經看到純粹量化的評估體系是低效的，因為它在耗盡天才的同時，也扼殺了真正的創新。對中國而言，明智之舉是在現代科學精神與傳統教育理念之間尋找新的平衡。創新需要時間，需要留白，更需要給予研究者安全感。

憑借龐大的高智商青年群體和深厚的傳統價值觀，中國蘊藏著驚人的潛力。當下的任務在于如何釋放這種潛力——讓年輕人學會獨立自主地開辟科研新路。

這場針對科學與創造性工作的改革，不僅是通向可持續生態文明的必由之路，也是人類向太空進軍、實現人機人文融合，乃至最終達成世界和平的必要前提。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人文和社會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任編輯： 齊澤垚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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