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為胡蝶置辦新家，胡蝶態度轉變，笑容滿面還穿上戴笠送的裙子

戴笠為胡蝶置辦新家，胡蝶態度轉變，笑容滿面還穿上戴笠送的裙子

原標題：戴笠為胡蝶置辦新家，胡蝶態度轉變，笑容滿面還穿上戴笠送的裙子

1943年初冬，山城的霧氣把嘉陵江面遮得嚴嚴實實，一艘快艇停在南岸軍統專用碼頭。戴笠戴著墨鏡、身披呢大衣，親自迎上一位裹著白狐毛披肩的女客——胡蝶。她剛結束在廣西的外景拍攝，被安排進城休養。此時距離他們第一次見面，已過去整整一年。

車子沿著新開的中正路駛向歌樂山別墅區。車窗外的紅葉閃爍，院墻上貼著醒目的軍事管制通告。胡蝶心里犯嘀咕：為一個女演員折騰出這么大陣仗，軍統頭子究竟打的什么算盤？然而剛踏進那幢米色小洋樓，她還是怔住了——古希臘圓頂、花崗巖立柱、洋槐樹圍出的私家草坪，一點不像戰時重慶常見的逼仄防空洞。戴笠微微側身：“房契寫的仍是胡太太的大名。”

華麗場景閃回到七年前。1936年春，胡蝶在上海南京路“明星”公司拍完《自由春光》，正準備與丈夫潘有聲北上度蜜月。誰料盧溝橋槍聲驟起，日軍沿著津浦線南下。到8月淞滬會戰爆發時，潘家寓所已被流彈震塌半邊。次年，他們輾轉香港，寄居太古船塢附近。彼時胡蝶剛被選為“電影皇后”，卻抱著襁褓里的兒子，同樣得排長隊買淡水。

1941年圣誕前夜，日軍突襲維多利亞港。胡蝶藏在石塘咀朋友家閣樓，窗外炮火把海面照得通紅。她婉拒出任偽制片廠女主角的邀請，隨后通過梅蘭芳聯系上東江縱隊，于次年春天被游擊隊護送到粵北，再轉重慶。新聞記者堵在江北碼頭，她未施粉黛地說：“作為中國人，這種事不必多言。”一句話登上大后方《新民報》頭版，引來縉云山盛會的連番宴請。

風光背后并不太平。行李托運途中被土匪劫走，連壓箱底的珍珠項鏈也沒剩。更糟糕的是，1942年秋，潘有聲在滇緬公路上籌集軍需物資，被軍統誤認為走私洋布，當場扣押。胡蝶托人四處打聽，才發現鑰匙掌握在軍統局長戴笠手里。于是那場著名的“啼笑姻緣”式會面出現了：戴笠放下卷宗，看著銀幕中的胡蝶，輕聲一句：“瑞華，我心里只有你一個人。”占比不到兩秒的對白，卻把他狂熱的影迷身份暴露無遺。

幾天后，潘有聲獲釋，胡蝶因操勞過度患上瘧疾。戴笠送來奎寧與熱水袋，還派人把市面上能找到的英美時裝、一只定制旅行箱、一套全套化妝鏡全部擺到病房。為了讓胡蝶安心，他謊稱“丟失的原箱尋回”。這一細節很快在重慶影圈流傳開來，有人說軍統局長鐵腕，也有人說他癡情。胡蝶本人并不急著表態，她更擔心“毒辣軍官”的傳聞是否屬實。

然而相處數周后，她觀察到另一幅畫面：每天黃昏，戴笠會把兩個年幼的兒子拋向空中逗笑；周末，他騎馬帶孩子沿嘉陵江邊兜風。胡蝶的女兒也常被邀請同去，幾人嬉鬧倒像普通鄰居。家庭氛圍多少減輕了她的戒心。戴笠趁機提出，讓胡蝶搬到條件更好的住宅。于是就有了本文開頭的場景——一處宛如“小雅典”的洋樓。

當晚，胡蝶第一次穿上那條奶白色斜裁連衣裙，裙擺剛好到腳腕。她站在旋轉樓梯前，笑意罕見地放松。戴笠示意管家撤去多余隨從，屋內只剩琴聲與壁爐噼啪聲。表白之后，他并未立刻迫婚，而是遞上一份妥帖的“生活安排表”：包括孩子學費、潘有聲在南洋橡膠生意的資助，甚至一筆預備協議養老金。胡蝶默默收下，卻沒有蓋章簽字。

1946年3月17日，青木關機場，大霧。戴笠乘坐的C-47運輸機撞山墜毀，機上十余人無一生還。噩耗傳來，重慶街頭議論紛紛。半個月后，胡蝶攜丈夫悄然乘“海門”號客輪離渝去香港，再未公開提起軍統局長與那幢小洋樓。洋樓后來歸重慶市政府接管，據說房里壁爐上還留著胡蝶用過的銀質火柴盒。

有人問她，當初為何不答應那位掌權者。熟識的朋友轉述她的短句：“不管外面多動蕩，家還是家。”細細想來，這番話或許才是大時代里一個女性演員最質樸、也最艱難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