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我心中永遠的家 | 作者 王兆平

母親楊榮真40多歲時留影

一、病痛中的呼喚

退休后，我在某高校又繼續忙碌了十余年，直到2023年后才真正閑下來。如今，每天清晨在晨光中打太極，去老年大學練習聲樂、朗誦，日子輕松又愜意。可近兩年，小毛病不時找上門來。前段時間，可惡的眼疾發作，右眼腫得像一盞蒙了霧的燈籠。每天從醫院打完點滴回家，躺在床上，時而因還有幾件事沒處理完而煩躁不安，時而急切地想找個人說說話。我并非因病痛而感到孤獨寂寞，因為還有許多美好的回憶陪伴著我。然而，我心底有許多話想要傾訴，卻想不起該對誰說才最為合適，似乎身邊任何人都無法理解我，此時，我感到一絲委屈和傷感。朦朧中，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嬰兒時期的襁褓中 —— 我知道了，在病痛、煩悶、不愉快時，我最想念的人是我的母親，我所有的話都想講給她聽，也只有她才能懂得我，理解我想說的一切。

可是母親已經逝世20周年了，20年的離別，并未沖淡我這份深切的思念……

母親晚年照

二、苦難中成長的少女

母親名叫楊榮真，祖籍山東，1917年出生。她的一生飽經磨難，卻又堅忍不拔。母親出身貧農，家境貧寒。九歲時，外婆去世，她便和三歲的舅舅跟著奶奶生活。外公有時做點小生意，耕種著幾畝薄地，全家人勉強能夠糊口。幼時，母親就帶著舅舅跟著奶奶下地干活，逐漸學會了割、砍、鋤、鎊、搖耬、撒種等農活，還掌握了插花描云等女孩子的針線基本功。同時，她在奶奶的影響下，培養了吃苦耐勞、淳樸善良、肯顧人、能容人，且有志氣、有骨氣，敢于向生活拼搏的高貴品質。

母親不識字，但記憶力超群。小時候聽戲，幾乎聽一遍就能全文復述，連戲里的語氣都學得惟妙惟肖。她從奶奶那里聽了很多故事，經過自己的講述，更是繪聲繪色，優美動聽。夏夜的槐樹下，鄰里的孩子們都圍著她，聽她講牛郎織女、穆桂英掛帥的故事，個個聽得入迷。沒有人教過她邏輯，但她遇事總能分辨得清清楚楚，說話條理清晰，判斷力也比較準確。村里很多人遇到拿不準的事，都喜歡找她商量。

父親王維勝晚年照

三、革命伴侶的誕生

母親十八歲時與父親結婚。父親是王家唯一的男孩子，比他兩個姐姐小很多。由于環境的磨煉，父親從小就膽大、正義，結婚時，在本村也算是力氣較大的。1936年底，父親受魯西南革命風潮的影響，參加了黨的地下工作，后任區黨支部書記，經常組織群眾與反動勢力作斗爭。有一次，在給地主干活時，父親見地主欺負人，便狠狠地揍了地主和狗腿子一頓。此后，父親完全脫產參加革命工作，在西北革命根據地隨湖西地委做地下交通工作。后來，他歷任事務股長、副科長、巡視員、交通總站站長。一手組建了地下交通線豐銅沛若干個站點，還開辟了從豐縣到山東夏鎮、抱頭崮、莒縣等交通線，將一條條秘密通道織成網，傳遞黨的機要文件，還護送過劉少奇、朱瑞等領導同志。

父親忙得不可開交，母親便成了他的 “秘密幫手”。老家李莊村有三個交通站點，分別在王來祥家、周學文家、李延康家，母親常借著去鄰居家串門的機會，把紙條、信件裹在玉米面餅里，或包裹在油布中，都把字跡護得嚴嚴實實的，生怕潮氣暈了墨。她走在田埂上，腳步輕盈，沒人知道母親正在為黨傳遞著重要消息。

四、戰火中的家庭守護者

父親脫產參加革命后，母親便擔起了全家人的生活重擔。爺爺手有殘疾，無法做重活，母親和爺爺兩人算一人給地主耪二八（解放前給地主種一畝地，所收糧食自己分兩成，地主八成，稱為耪二八），奶奶則給地主做針線活。在革命低潮時期，日本鬼子、偽軍、地痞、流氓常勾結在一起抓八路、抓八路家屬。在此期間，奶奶因擔心害怕整日哭泣，視力急劇下降，最終失明，喪失了勞動能力。這樣，兩個殘疾老人和年幼大姐的生活重擔全部壓在了母親一人肩上。

母親始終對本村地主家不亢不卑。她先在外村吳閣村的張姓地主家做飯、做家務，后來生活難以為繼，被迫和本村李延沛的奶奶一起到徐州賣茶、做針線活，還爬火車從連云港販運蝦子、海魚等海貨到徐州來賣，以此養活爺爺奶奶和大姐，同時接濟貧窮的親戚。

后來，經人介紹，母親到國民黨姓張的連長家看孩子。在那里，她看清了國民黨的腐敗，國民黨不去抗戰卻打八路軍，當官的都吸大煙，想方設法經商，偷賣汽車零部件賺錢等等，心中十分憎惡。國民黨還到處抓壯丁，有一次，國民黨抓來一批學生充當兵員，有一個學生逃跑時慌不擇路，跑到了家屬院。母親見他滿臉是汗，眼神驚慌，趕緊把他推往柴房里，塞給他兩個窩窩頭和幾毛錢，趁天黑偷偷將他送到安全路段，使其逃脫。母親冒著風險救助被捕學生，顯示出非凡的勇氣與正義感。

日本人投降后，內戰爆發。偽軍和地痞、流氓又變得無比猖狂。許多黨的基層組織被破壞，許多共產黨員和農會積極分子被殺害，一片白色恐怖。家里無法再呆下去了，母親帶著爺爺、奶奶和大姐與本村秀琴的奶奶全家逃到南宿縣一帶去要飯，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在最困難的時候，母親的堅韌和骨氣，堅定了全家人的生活信心。

五、生死邊緣的北撤之旅

解放戰爭時期的戰略大轉移發生在1946年初，也就是當地所稱的 “46年北轍”。母親安頓好爺爺奶奶和大姐，懷抱著剛滿周歲的二姐，前往西北革命根據地尋找父親。沿途還鄉團、反動會道門橫行，母親白天在莊稼地里躲一天，晚上抱著二姐跑一夜，歷盡磨難。越是艱險，越能顯示出母親的機智和勇敢。

有一天傍晚，母親走到山東省單縣田老家村八路軍家屬李朝岳家時，被反動的 “桿子會” 發現。晚上，“桿子會” 包圍了李家，威逼他們交出女八路軍。李朝岳全家掩護了母親，把母親和二姐藏進棺材里，棺材上面散蓋著干山芋秧子和破棉絮等。“桿子會” 搜查時，槍托把棺材敲得啪啪響。搜查無果后，李朝岳的哥哥被 “桿子會” 吊起來毒打。等 “桿子會” 走后，李家才把母親救出，而二姐因被奶頭堵得時間過長已經窒息，按照農村急救老方法提腿朝屁股上拍打，半天才喘過氣來。

通過地下交通線，父親得知母親和二姐往黃河北方向來了。那時父親已經當了科長，當即派了張、趙兩名同志前去迎接。張、趙兩位同志分別抱著二姐，領著母親不分晝夜地往西北走。一天晚上，他們走到一個村莊休息時，村邊突然槍聲大作，張同志負責掩護，趙同志抱著二姐，拉著母親往村外跑。在較遠的田地里，趙同志把母親和二姐安頓在看田的庵子里，自己回到村莊去尋找張同志。機警的母親怕情況有變，隨即抱著二姐離開庵子，走到遠處隱蔽起來。過了較長時間，便聽到頑軍在庵子附近毒打趙同志的聲音。母親捂住嘴，眼淚砸在二姐的臉上。

過了黃河，正是解放軍準備大反攻時期。為了做好這一時期的后勤工作，給解放軍更快地籌備大批雨衣，在父親的安排下，母親和另外兩名家屬到集市去購買土布。剛到集市不久，因講價格時口音不同被漢奸發現，漢奸當即打死了那兩名家屬。母親趁著慌亂人多，往集市西邊方向跑去，成群的漢奸在后面追趕，子彈打得樹枝嘎嘎作響。母親左躲右閃，抄小路、拐彎路，時而靠樹，時而倚著墻角，后來，在鄰村磨坊的磨盤底下躲過了這場災難。

母親在解放區里聽課、聽報告，學習文化，參加一些群眾活動，向家屬們宣傳革命道理，講勝利后共產黨要建設什么樣的國家。以母親的堅韌、果斷、機智、勇敢等基本素質，如果不是考慮到家里爺爺奶奶姐姐們都需要照顧，當初留在部隊的話，母親肯定能成為一名有政績的黨的高級干部。

六、解放后的婦女帶頭人

母親從西北地區回到家鄉后，革命形勢仍很嚴峻。臨近解放的前兩年，母親與地主斗、與漢奸斗、與叛變革命的偽保長張瑞申斗，吃盡苦頭，最終迎來了曙光。

解放時，母親擔任鄉婦女救國會會長，和其他鄉干部一起組織受壓迫農民斗地主、分田地、分房屋、劃成分，到各鄉村去宣傳指導工作，把各項工作都抓得井井有條，這充分展現了母親的組織工作能力、協調工作能力和靈活應變能力。翻身解放讓母親煥發了高漲的革命熱情，當時母親走村串戶，了解情況，掌握信息。在鄉干部會議上，很多議題都是母親拿主導意見，她以理服人，旁征博引，把當時的政策運用得較為靈活，分寸把握得也較恰當。特別是在劃分成分等工作政策的掌握較為準確，比如張宜桂家定富農比較合適，李振田家定上中農為宜等等，這些都反映了母親較高的理論水平和政策水平。

母親與妹妹王秀玲60年代末合影

七、饑荒歲月的無私母愛

我記事的時候，家的附近到處都是水（1957年洪澇災害），我們家分地主的房子還被改成了食堂（1958年人民公社時期吃食堂），大家都拿著碗盆去打飯。小學校附近有兩座像墳頭一樣的燒木炭的爐子（大煉鋼鐵時的小高爐）。

還記得母親常常把父親從山東讓人拉來的南瓜、干掃帚菜等分給附近的鄰居吃，姑媽家、舅家也常來拿（1958年、1959年自然災害）。

我上小學時，母親身體很差，全身浮腫。那時，管理區（當時實行縣以下四級管理體制，即公社、管理區、大隊、生產隊）給浮腫病人分發大米豆汁，母親打回家后，總是先給爺爺奶奶、弟弟和我吃。

由于多年的饑餓和勞累，母親患上了嚴重的胃下垂病。當婦女隊長期間，母親不僅身先士卒下地干活，回家后還得磨面、做飯，照顧著殘疾的爺爺、瞎眼的奶奶、年幼的弟弟和我。我記得當時家里做三種飯，母親總是吃最差的。還記得有一次，我去地里去迎母親，母親從地里干活回來，走到半路上走不動了，抱著樹，臉色蠟黃。那時我害怕極了，心里很難過，看著母親的身體狀況，擔心她恐怕活不了多大年紀。

本人與弟弟王兆敏大學畢業時合影

八、勇敢堅韌的品格傳承

母親膽氣很大，不僅敢與天斗、與地斗，還敢與人斗。她與蛻化變質分子李振玉、變節分子李延孝，以及李家宗族八大家分子李振德之子李延榮等做堅決的斗爭。我記得，六十年代，母親大義凜然，給他們擺事實、講道理。他們都不是母親的對手，因為母親正義、正氣，代表多數人講話，且語言邏輯令人信服。

母親眼光遠大。當時全家八口人都由母親一人贍養和撫養。母親深知沒有文化的苦，如何培養子女成才是她心中的大事。在家里人口多，農村教育條件差，子女又都年幼，無自理能力的情況下，母親敏銳地根據家庭狀況分析利弊，毅然決然地把大姐和當時只有十歲的二姐送到山東省父親那里去上學，我和弟弟妹妹從小在母親的嚴格要求下，勤奮學習，奮力拼搏。我們姊妹五人雖然吃了些苦，但都有所成就。大姐在國家501工廠擔任中層領導工作（現已退休）；二姐1988年就晉升為解放軍的一名大校（當時濟南軍區晉升了四名女大校），享受副軍級待遇（現已退休）；弟弟是一所大學的教授（已退休）；妹妹是一所中專學校的領導（也已退休）；我大學畢業后留校工作，先做教師，后做黨政管理干部。沒有母親的嚴格教育，就沒有我們的今天。母親的遠見卓識，是一般婦女，包括文化層次較高的婦女都難以企及的。

大姐王秀清

九、改變我一生的母親教誨

在小時候的印象中，父親始終忙于工作，由于他一個人在外地工作，我們很少見到父親，所以見到他時總是怯生生的。母親重視 “身教勝于言教”，有時甚至 “無為而治”，注重家風對孩子們的影響，從不訓斥和體罰子女，總是耐心地給子女講道理。她和我的幾次談心，讓我終生難忘。

我小時候比較頑劣，特別是在離家四、五里的泰山廟小學上高小的時候。上學時和其他小學生一路打架一路走，偷吃地里的麥子、山芋、西瓜、桃子等；把別人家菜園里的茄子當作足球踢向天空；偷摘辣椒、蕓豆等擺成各種幾何圖案等等。惹得鄰里厭煩，也常常遲到，上課又漫不經心，學習成績很差。母親以訪問的形式去見小學校長和班主任老師，了解情況后，找我細談。她講我們家幾輩子不識字，舊社會貧窮無地位，只有學好文化，將來才有出息。當時我覺得很有道理，也總想按母親的話去做，但幾次嘗試后，還是管不住自己，不久又懈怠了。母親見我變化不大，壞習慣又有反復，學校領導又因我和其他學生打架到家里跟母親講情況。鄰里也有非議，說我沒大出息。我當時感到很委屈，心理壓力很大，自卑感也很重，甚至覺得自己不可救藥。唯獨母親冷靜地讓我陳述，問清楚各個事件的原委，然后心平氣和地對我說：“我了解你，相信你所說的一切，可不管怎樣，你的處事態度實在不可取。” 當時已經感到絕望的我深受感動，不禁淚水漣漣，母親的信任對孩子來說是多么重要，她讓我覺得世界是那么美好。

記得上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得了一種可怕的阿米巴痢疾，上課時肚子痛得直呻吟，每天拉肚子數次。母親帶著我到張寨、唐樓各公社醫院去醫治，我走不動時，母親就背著我，那時我瘦得皮包骨頭。母親四處求醫，但我的病情總不見好轉。后來，母親堅持讓我在小學附近的診所看病，因為那里有一位曾做過國民黨軍醫的汪姓醫生。汪醫生畢業于軍醫學校，因歷史問題下放到大隊診所，母親相信他的醫學功底和醫術。記得當時母親對汪醫生說，花再多的錢也請他查出我的病情，給以根治。在汪醫生的治療方案下，我吃了一瓶德國造的像鋼珠一樣的丸藥后，居然奇跡般地好了。從此，我能吃飯了，也長高、長胖、長壯了。

小學五年級是我生活和身體健康的關鍵一年。通過當時的階級教育，我不僅思想覺悟有了很大提高，學習上也有了很大進步，我當上了少先隊的中隊長，接著又當了大隊長。1965年9月我考初中時，全班62人，只考取正取11人，備取1人。我是正取之一，而且考取重點中學的只有我1人。我在初一時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繼而當了體育委員兼團支部宣傳委員，學習成績在全班名列前茅。

母親很注重對我們能力和思想品德的培養。因為我是長子，從小母親就讓我參與大人們的活動，和大人們進行思想交流。1966年暑假，母親讓我單獨一人去山東省濰坊市解放軍第89醫院二姐那里度過一個假期，接觸了部隊的一些軍人。也是那年，我被選為毛主席接見的代表（我所在的中學有學生、教師近900人，選出了包括教師在內的紅衛兵代表不到20人），母親讓我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見，那時我才13歲。

1966年11月11日，在北京長安街，在不到3米的視線中，在緩緩行駛的毛主席接見我們代表的敞篷車隊中，我們見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毛主席穿著淺灰色的中山裝，高大的身軀，寬闊的臂膀，兩鬢灰白，臉色紅光滿面，神采奕奕，頻頻向兩側人群揮手。當時我激動得心臟快要跳出來了，無以言表，只喊著 “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的接見，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產生了巨大的震撼，是我一生成長的強大精神力量，給了我一生為人民服務，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信心，給了我一生努力學習，扎實工作，提高才干，注重修養，著眼現實，放眼祖國，放眼世界的崇高思想境界。毛主席的接見，鼓舞著我的一生，也激勵著我為黨為人民的事業奮斗一生。

1970年復課鬧革命時，我正在任民辦教師，母親鼓勵我上高中，那時我已經接近成熟。母親被邀請到我上學的中學給全校師生員工做 “憶苦思甜” 教育報告。母親兩個多小時的報告，從事實依據、層次性、條理性，到邏輯性、趣味性等等，都讓師生們折服。當時中學的張悍華校長總結說：“這不僅使師生受到憶苦思甜的教育，同時也是給師生上了一場生動的語言藝術課。”

本人退休后照片

我始終努力學習母親的正直、正義、堅忍不拔的品質，以及她的語言藝術。在學校里，我不僅學習成績優秀，還廣泛參加社會活動，當了排長兼團支部書記（那時班級按排、連編制），還擔任了校副連長、校團委委員、校政工組組員。我帶領學生開展下鄉文藝演出、學工、學農等活動。1971年9月，剛滿18歲時，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高中階段，對我而言，是一段充實而又閃光的歲月。

高中畢業后，我回到家鄉，擔任大隊團支部書記，先后發展了兩批共青團員，其中還包括一些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因此得到了公社黨委林秘書等領導的表揚。

1973年9月，我考入某大學物理系，在校學習期間擔任班級團支部書記、學生黨支部組織委員。畢業后留校工作時我才22歲。曾先任教師（執教八年，曾任力學教工黨支部書記、物理系77級班主任），后轉任干部，還曾借調市檢察院工作一年。我還參加了由五所高校干部組成的 “思想政治教育” 專業本科班學習，學員約120余人，畢業時共評出10名 “優秀學員”，我校有2名，我是其中之一。又修讀了 “現代管理科學基礎理論” 專業的函授課程。不久，我晉升為副教授，33歲時由科級升任副處，37歲時又升任正處。

從參加工作至母親離世，每次相見，她仍像我兒時那樣，對我問長問短，叮囑我 “做人要正，做事要實”，常提起五十年代的 “老三條”—— 政治、經濟、生活作風上都不能犯錯誤。她循循善誘，提醒我嚴格要求自己，筑牢思想防線，警惕 “背后有眼”，要警鐘長鳴，鼓勵我不斷進取。而我，也始終像小時候那樣，向她匯報自己的工作與生活。

二姐王秀蘭

十、永遠的精神家園

1977年后，弟弟妹妹相繼考入大學，母親才到父親身邊生活。那時母親雖已年邁，但思維依然敏捷。我也早已為人父，工作繁忙，雖不常在一起，但母親的音容笑貌時常浮現在眼前。從當年的江蘇省沛縣唐樓公社李莊村，到后來的山東省濟寧地區林業局公寓，母親在哪里，哪里就是我們的家。只要有母親在，空氣中仿佛都彌漫著飯菜的香味。無論我們多么失意、多么沮喪，只要母親在，心中便有了歸屬與力量。母親的一生飽經風雨，卻始終處變不驚、從容堅定，她是我們王家的中心，是安定的象征。

母親年屆90歲時逝世，已離世20周年了，但我對她的思念從未停歇。我們姊妹幾個也常常坐在一起，深情地對母親緬懷和追思......

母親的一生是平凡中的不凡，在苦難中顯示出智慧的光輝。

母親是一位沒有受過系統教育的女性，卻是一位深藏智慧、胸懷大義的非凡之人。她的才能并非源于書本，而是生活磨礪出的堅韌與洞察。在動蕩的歲月里，她以單薄的肩膀扛起家庭的重任，更以堅定的信念為革命事業默默奉獻。無論是面對物資匱乏的艱難，還是遭遇時代的驚濤駭浪，她始終如磐石般屹立，用行動詮釋著“正直”與“正義”——對弱者伸出援手，對不公挺身而出，對信仰矢志不渝。

她的智慧，尤其體現在對子女的教育上，盡管不識字，她卻懂得“育人先育德”的深意。她以質樸的言語傳遞做人的根本：做人要正，做事要實，常常提醒我們在政治、經濟、生活作風上都不能犯錯誤。她善于從日常瑣事中提煉哲理，她深知知識的力量，因而竭盡全力為我們創造學習條件，從未讓我們的教育有半分耽擱。這種超越眼前困頓的格局，正是她作為母親的大智慧。

而她的“聰慧”，也體現在她對子女的培養教育上，對孩子教育的藝術上。正因如此，我們姊妹兄弟五人，個個成長為棟梁之材，這絕非偶然，而是母親以生命為薪火、以品格為燈盞照亮的結果。

母親的一生，是一部無字的經典。她的偉大不在于聲名顯赫，而在于將平凡的日常淬煉成不朽的傳承。她是苦難中的光，是家族的靈魂，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用最柔軟的雙肩，扛起了最沉重的“江山”。她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女人，她是一個優秀的母親。

2026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