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設計的確定性，以及人民幣匯率升值的不確定性

黃奇帆在「深圳金融年會」上做了一個預測，未來十年人民幣匯率將逐步升至 6：1，這個預測自然遭到了網上一大片的批評。

批評者批評的并不是人民幣匯率將逐步升至 6：1 的可能性，人民幣最近一直在升值，批評者批評的是黃市長預測的依據。黃市長列舉了三條，其實就一條，中國經濟在全球的分量在增長，這等于說，匯率升值的底層邏輯是產能在全球的份額，這肯定錯了。中國現在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民幣在全球結算份額只有 2.89%，排名在中國之前的加元為 3.11%，而中國經濟的總量是加拿大的 8.5 倍，龐大不是國際信用高的充分條件。

新加坡的新元對美元匯率 1.28：1，比人民幣匯率高得多，但新加坡完全沒有黃市長說的產能優勢。

黃奇帆有從政經歷，其實他的”預測“往往不是經濟學意義上的預測，而是政策指令性目標，能不能實現兩說。

比如，黃市長提出 2035 年就業人口增加四億，等于新增中等收入群體4 億，這不是預測，是 2035 年完成結構轉型，從投資型轉向消費型的計劃目標。將三駕馬車中消費占比提升到 70%，需要增加四億就業人口，這意味著每年要凈增 4000 萬就業崗位。2025 年就業計劃目標 1200 萬人，主要是頂住每年 1200 萬大學畢業生對勞動市場的沖擊，按這個計劃目標，增加四億就業崗位需要 33 年。黃市長是在預測未來嗎？不是，他是為計劃目標提供數據支持。

同樣，6：1 的匯率算不上預測，可能達到，可能超過，也可能掉頭向下。黃市長定位于 6：1，沒有任何經濟模型的支持，但它提供了一個計劃性目標的數據支持，這就是 2035 年中國 GDP 超美，必須有 6：1 的匯率支撐。

以現在年均 GDP 目標 5% 計，每年超過美國 GDP 增速 3 個百分點，如果匯率不變，經濟總量超美要 16 年，那基本上是下一屆的事了。如若必須在 2035 年經濟總量超美，就要在匯率上做文章，將匯率提升至 6：1，剛好在 2035 年左右實現 GDP 超美，這才是黃市長預測的底層邏輯。所以，但凡黃市長提出一個經濟學預測，最好看做宏觀政策又有了新想法。

那么，什么是決定匯率升值的核心要素？

首先是國際收支的硬約束。中國自 WTO 后轉向出口型經濟，對出口高度依賴，這也是中國經濟非常特殊的現象：國內需求不足，勞動力價值偏低，消費支撐不了產能的擴張，出口是外需補內需重要的路徑。特朗普看得很清楚，中國要尋找出口的替代市場，遠比美國尋找進口的替代市場困難得多。美國、歐盟、日本占了全球總消費的 60%，找誰替代？唯有低價競爭，所以才有萬億順差的歷史記錄，這不是一個好的信號。對出口的依賴決定了人民幣匯率升值是一個悖論，不升值，中國 GDP 增速以美元計價超美的時間窗口會右移；升值，又成了出口增長的殺手锏，政策需要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

其次，自由兌換是必不可少的條件，這又是一個悖論。不能自由兌換，就不能成為主導性國際貨幣，結算占比、外資儲備占比都處在一個低水平，降低了長期升值的機會。但要取消外匯管制，大概率要擔心的不是升值，而是會不會出現大幅貶值。

看短期，人民幣匯率有被動升值的動力，實際背景是相對歐元在貶值，這是一種兩難的局面；看長期，人民幣匯率會不會貶值不確定，但國內的實際購買力大概率會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