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聲槍響，明尼阿波利斯再次失控！ICE正當防衛還是謀殺？

本文首發于今日，謝絕轉載

悲劇一刻發生的很快：子彈擊穿擋風玻璃，安全氣囊在狹小的車廂里炸開，血跡迅速蔓延。37歲的蕾妮·妮可·古德坐在她的SUV里，三槍擊中面部，當場死亡。這天，她再沒能下車，也最終無法接六歲的孩子放學回家。

明尼阿波利斯的夜，在這一聲槍響后徹底失控。

5年后明尼蘇達再引發暴亂

明尼阿波利斯的夜非常寒冷，但人群卻開始不斷聚集：有人點起蠟燭，有人放下鮮花，有人沉默地站著。很快，情緒開始翻滾并發酵。

先是統一的口號：“我們不安全。”“ICE 滾出明尼蘇達。”抗議者聚集在移民法院和聯邦大樓外，高喊口號，舉著標語。隨后有人點燃蠟燭，有人焚燒美國國旗。

聯邦執法人員穿著作戰服列隊，試圖將抗議的人群隔開，緊接著就是怒吼，推搡，胡椒噴霧、催淚瓦斯在寒冷的空氣中彌漫...然后就是學校宣布停課，街道被封鎖。市長和國土安全部長在公開場合互相指責。

五年前，這座城市因喬治·弗洛伊德之死，讓美國陷入歷時二十年來最劇烈的社會動蕩之一。五年后，這種熟悉的社會緊張感再次回來了。

致命槍擊前 明尼阿波利斯的緊張局勢已持續數周

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局長布萊恩·奧哈拉告訴CNN，在發生這場致命槍擊事件之前，明市的緊張局勢已持續積累了數周。

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局長布萊恩·奧哈拉

“我一直非常公開地表示過我的擔憂，我擔心會發生一場悲劇——無論是聯邦執法人員，還是社區中的平民，都會嚴重受傷甚至喪命；然后，我更擔心圍繞這些問題的高度緊張和強烈情緒，可能引發社會動蕩，而我們的城市在五年前，正是這個國家歷史上最嚴重、最具破壞性的社會動蕩的中心。”

目前仍存在的一個問題是，該名執法人員是否佩戴了隨身執法攝像頭。目前尚不清楚開槍的執法人員是否佩戴了攝像頭。一名執法消息人士告訴CNN，ICE探員在明尼阿波利斯執行任務時，并不被要求佩戴隨身攝像頭。

當被問及是否存在任何隨身攝像頭畫面、能夠呈現涉事聯邦探員視角時，奧哈拉表示他對此并無相關信息。他說：“我可以明確告訴你的是，在使用致命武力發生時，現場沒有任何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在場。”并敦促公眾注意：目前已有多段事件在流傳，完整真相被拼接出來只是時間問題。

“出于對死者的尊重，我們應當盡最大努力收集所有證據，并讓證據指引我們走向合乎邏輯的結論。”

兩套敘事 幾乎在同一時間成型

幾乎與街頭的混亂同步，華盛頓給出了自己的版本。白宮、國土安全部、總統本人，用了同樣的詞匯：正當防衛。車輛被“武器化”。國內恐怖主義行為。

特朗普在《紐約時報》的專訪中反復強調一句話：“她不是試圖撞他，她是真的撞了他。”當記者質疑畫面并不清晰，他要求當場播放錄像。在橢圓形辦公室里，畫面再次出現：模糊、晃動、距離很遠，卻被賦予了明確結論。特朗普篤定地說：“那是一次兇險的情況。”

副總統J.D. 萬斯則表示，周三在明尼蘇達州致命槍擊事件中開槍的那名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探員，過去曾被車輛撞擊，并在腿部縫合了30多針。

萬斯說道：“你看，在過去六個月里，他曾兩次被機動車撞擊。第一次，也就是最早那次，導致他的腿部遭受非常嚴重的傷害，需要縫合 30 多針。這是一名為美利堅合眾國執行非常、非常重要工作的執法人員。他遭到過襲擊，被攻擊過，也因此受傷。他理應得到我們的感激。”

“沒有人希望一名美國公民被殺害。這絕對是一場悲劇。但這是極左勢力一手造成的悲劇。

他們激進化了社會中極少數的一部分人，教導他們認為 ICE 探員正在大規模侵犯人們的權利。”

而在明尼阿波利斯，市長雅各布·弗雷給出了截然不同的回應：“這是胡扯。這是在粉飾一場本可以避免的死亡。”兩個權力中心，兩種語言系統，兩個互不相容的現實。

市長雅各布·弗雷

明尼蘇達州州長蒂姆·沃爾茲則在剛結束的發布會上說，聯邦執法人員在該州“弊大于利”：“我們認為，正是因為他們的存在，局勢變得更糟，也更加不安全了，昨天發生了兩起事件……深深刺痛了我的內心。我看到一名在現場自稱是醫務人員、是一名醫生的人，請求提供醫療救助，而一名 ICE 探員卻說：‘我不在乎。’”

“這種缺乏人性的態度讓我感到不寒而栗。而在這起事件發生、緊張局勢升級之后，ICE 探員還進入了一所明尼蘇達州的學校，導致該校教學秩序受到干擾。作為州長、作為一名家長、作為一名教師，我無法用更強烈的語言來表達這一點。

我懇請、我呼吁我們的民選代表——無論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請你們告訴他們：不要進入我們的學校。”

“是我的錯” “我讓她來的”

槍聲響起時，瑞貝卡·古德幾乎是本能地尖叫了出來。那不是抗議的口號，而是一種撕裂空氣的聲音。她站在街頭，看著那輛熟悉的SUV被子彈擊穿，看著車頭失控，看著自己的人倒在里面。

偷拍里，悲傷過度的她幾乎無法站立，只是如“祥林嫂一般的”反復重復兩句話：“是我的錯。”“我讓她來的。”

瑞貝卡今年40歲，經營著一家家庭維修和維護公司。蕾妮不僅是她的妻子，也是她的合伙人。她們一起接活、一起搬家、一起帶孩子。

那輛事發的本田SUV，就登記在瑞貝卡名下。她們曾住在密蘇里州堪薩斯城，在特朗普當選后，她們決定離開美國，去了加拿大。不到一年，她們又離開了加拿大，最終落腳明尼阿波利斯。這對情侶沒有宏大的政治計劃，只是一次次尋找“安全感”的遷徙。

這是謀殺！

古德的前公公、孩子的祖父蒂米·雷·麥克林，幾乎是在第一時間給出了定性。“這是謀殺！”

他說這句話時，沒有激烈控訴，只有一種震驚之后的空洞：“她是個好人。”不認同她的一些生活方式，但這不該成為她被殺的理由。”

對這位老人而言，政治爭論毫無意義。他現在只關心一件事：他的孫子。那個六歲的孩子，父親已在2023年去世，如今母親也倒在街頭。他說自己會不惜一切代價趕到孩子身邊，“不管是開車還是坐飛機”。私人悲劇悄然展開，卻很快被更大的政治洪流吞沒。

在官方聲明中，蕾妮被描述為“極端混亂”“抗拒執法”“沖撞執法人員”。但在母親唐娜·甘格眼中，她只是一個會照顧別人的女兒。唐娜說：“這太荒謬了，蕾妮是我認識過最善良的人之一。”

蕾妮的母親（右一）

她說女兒一輩子都在照顧別人，是那種會停下來幫陌生人的人。“她當時一定非常害怕。”

但家庭內部，也出現了另一個聲音。在距離明尼阿波利斯數百英里的地方，蕾妮的前姐夫約瑟夫·麥克林說：“她本不該在那里。”他的語氣并不憤怒，更像一種疲憊的判斷。他承認悲劇，但堅持認為蕾妮把自己放進了一個不屬于她的危險之中。他說：“這件事跟她沒有關系。”

這句話迅速引發爭議。有人痛斥冷血，有人卻認為他說出了“不被允許說出口的現實”。

警方照片里，車廂中散落著孩子的玩具、畫紙、毛絨動物。那不是抗議現場的道具，而是一個母親的日常殘影。蕾妮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她與前夫育有一名六歲的兒子，而孩子的父親已在 2023 年去世。如今，這個孩子徹底成了孤兒。

調查與權力的邊界

仍在傳播，角度不同，解讀不同。有律師指出，從畫面看，車輛更像是在試圖離開，而非沖撞。即便違抗下車指令，也不該被判處死刑。與此同時，調查卻迅速變得復雜。

明尼蘇達州刑事偵查局原本參與調查，卻被聯邦方面排除在外。州總檢察長公開質問：“你們在害怕什么？為什么害怕一場獨立調查？”ICE 探員并不被要求佩戴隨身攝像頭。關鍵時刻，沒有執法記錄儀畫面。而槍手，是一名擁有 10 年執法經驗的 ICE 特別應對小組成員。

明尼蘇達州州長沃爾茲的那句話，或許才是這起事件最令人不安的核心——“在這種情況下，很難相信還能得到一個公正的結果。”不是因為證據已經消失，也不是因為真相無從查證，而是因為審判在調查開始之前就已經完成了。

當總統、副總統、國土安全部長站在權力的高處，提前給出定性、提前指認“罪責”、提前劃定“敵我”，調查本身就被抽空了意義。正義不再是一條需要耐心抵達的道路，而變成了一句可以隨時發布的政治結論。沃爾茲所說的“法官、陪審團和行刑者合而為一”，并非修辭，而是一種真實的制度失序感。

蕾妮·古德已經無法為自己辯護。她留下的，只剩下一個模糊的、一個失去母親的孩子，以及一個仍在爭論“她究竟該不該死”的國家。這個問題，在如今的美國，不會有統一的答案，而下一聲槍響，也永遠不會是最后一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