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明園是“民族恥辱”？ 從“共享恥辱”到“共享解釋”

“我沒吃過魚翅，你卻讓我為鯊魚流淚”

“繁榮如無法共享，苦難自不必共擔”，隨著人們認知的提高，越來越反感情感道德綁架；

于是，現在也有不少人對“圓明園是民族的恥辱”產生抵觸，覺得最諷刺的并不是那場大火，而是它留下的那句潛臺詞，輝煌時閑人免進，毀滅時匹夫有責。

當它是“萬園之園”時，它是皇家的私產；普通人別說進去，連靠近都難。

可當它在1860年被英法聯軍劫掠焚毀后，這片廢墟卻被迅速改寫成一個必須全民悲傷、必須代代銘記的符號。

英法聯軍的暴行當然無須辯護，圓明園被焚也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化浩劫之一。

那么，問題來了，災難應該如何被講述？歷史從來不只是發生過什么，也包括后來的人如何講述它、使用它。

一、“責任之問與記憶之傷

一直以來，我們常說“圓明園是民族的恥辱”，但“責任”與“記憶”或許應該講得清楚些。

對當時的清政府而言，圓明園被焚，是英法聯軍的暴行，也是治理失敗、決策失誤、無能的結果；作為當時的執政者，它負有直接責任。

但圓明園同時又是文化成果的結晶，是藝術、技術、審美與收藏的集中體；它的毀滅意味著文化被掠奪、踐踏、尊嚴被侮辱。在這一層意義上，“恥”不再指向某個具體統治者，而是一種面向共同體身份的創傷記憶。

“責任”需要追問反思，“記憶”需要銘記；兩者若被混在一起，就容易讓追問被稀釋成悲憤，讓悲憤被訓練成口號。

二、皇家私產如何變成民族符號？

在當時，圓明園是皇家的私產；可后來又為何變成“民族恥辱”的象征？

也許是因為，“民族”不是天生存在的，近代以來，現代國家需要構建“民族”這個共同體；它需要被想象、命名、教育；而共同記憶，尤其是共同苦難的記憶，是最快的黏合劑。

于是圓明園被賦予了新的身份，它不再屬于一家一姓，而屬于“我們”；這里固然也有其積極意義，它讓人們意識到，文化遺產不應只是權力的玩具，而應被視為公共記憶。

但與此同時，它也帶來一種隱秘的不公平，榮光沒有共享，恥辱卻被共記；如果一個時代的民眾從未真正擁有那座園林，他們是否必須承擔“恥辱”的道德重量？

這不是反對記憶，而是反對一種偷換，把清廷的失敗，轉化為普通人的精神債務。

三、廢墟里的二次傷害

圓明園被焚、讓人憤怒，但也不要遺漏它之后的命運，大火之后，這片遺址長期遭受持續盜拆與破壞，有關1900年前后破壞者的記載也存在爭議，有研究認為破壞未必全來自外部力量，也可能涉及當時的內部人員與地痞等。

這也提醒人們，文明的瓦解，往往不是瞬間爆炸，而是長期積累的松動；外敵的火把固然可恨，但如果我們僅關注那把火，就會錯過更重要追問，為什么它如此脆弱？為什么它在風雨來臨時無法自保？

四、背誦式悲憤的副作用

在當年民族危亡的年代，情感動員型敘事有它的合理性，說“圓明園是民族的恥辱”也許也利大于弊。

當社會教育水平不高、國家急需凝聚時，“符號化敘事”簡單、有效、迅速，它讓人一眼就能分清“我們是誰”，并產生行動的沖動。

但隨著時代的發展，現代社會的公民更理性，不再滿足于情緒，開始追問責任鏈條、制度缺陷與歷史結構。

這意味著，如果“歷史敘事”仍停留在“背誦式悲憤”，它就會產生“復雜原因被簡化、真正責任被模糊、反思能力被情緒替代”的副作用；不接受口號的人會被懷疑“立場”，討論空間也被壓縮。

如果當記憶被工具化，歷史就從一面鏡子變成一面旗幟；旗幟可以揮舞，卻照不見模樣。

五、從“共享恥辱”到“共享解釋權”

成熟的歷史教育，不應只教人銘記仇恨，也應教人理解事件的根源真相，吸取教訓；不希望歷史悲劇重演，就應該把敘事升級為“解釋型敘事”，去追問，為什么當時的清廷統治者會散失民心？軍事與財政體系無法支撐現代戰爭？外交觀念與世界秩序脫節？技術與組織能力差距被長期忽視？權力與責任可以長期割裂……

換句話說，現代愛國，不是只會喊“勿忘”，而是能把“為什么會發生”講清楚；“愛國主義教育“也不該只是情緒共同體，更應該是思考的共同體；共享的不只是悲憤，而是解釋世界的能力；共同承擔的不是恥辱，而是對未來的制度責任。

六、讓廢墟成為探照燈，而非鼓點

“圓明園是不是民族恥辱？”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并不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承認，歷史敘事可能有時代性，歷史教育也不該停留在悲情階段。

當一個民族需要站起來時，歷史敘事可以是鼓點；但當一個民族已經站起來時，歷史敘事更應該是燈。

鼓點讓人沖鋒，燈讓人看見，看見原因，看見結構，看見自身。

圓明園的廢墟，從來不是為了讓我們代替清朝皇帝背負羞恥，其真正的意義，是提醒我們，文明的尊嚴，不靠仇恨守護，而靠制度、能力與自省。

也許，當我們面對遺址，能坦然說出，“這是外部侵略的暴行，也是內部治理的失敗；這是文明的創傷，也是反思的起點”時，才算真正讀懂了圓明園的灰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