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這個名字在判決書上被重重寫下，獄中他把《東洋和平論》寫出來，三國并置的設想擺在紙上，1910年3月26日，他穿上母親備好的白衣走上絞架，三十一歲收束，身后的人開始拾起他的遺物，也把一段未完的對話放在心里。
這場景沒有被所有人接納，《東亞日報》把版面空出來，主筆宋鎮禹寫社論，強調強迫兒子去背負父親的選擇是對人的損傷，報社很快被勒令停刊一年，人也被抓走關押，日本本土還有人站出來提問，律師布施辰治公開發聲，質問法律的邊界在哪，他的執照被吊銷，名字留在檔案里。
姐姐那條路不一樣，安賢生在上海加入獨立運動的組織，父親祭日照例公開祭奠，1960年離世時，臨時政府為她送行，寫下“功勛子女”的稱號，南邊和北邊都把安重根作為民族的標識立在紀念館里，平壤有館，漢城也有館，家譜里這個弟弟的名字卻常常不被提起。
安重根的定位清晰，獨立與犧牲被反復確認，安俊生的存在更難下結論，他在強壓下鞠躬，他在屋里默念父親的遺言，他在書店里整理史料，不同的切面拼起來才像一個人，“看清傷口的成因，尊重每個名字的重量”，這句可以寫在最后，面對那段歷史，贊美留給英雄，理解留給無奈，見證留給后來的人，把復雜講清，把人留在歷史里，不再被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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