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一等功臣與敵同歸于盡，遺體被越軍吊石示威

1985年6月8日老山，雨線壓下去，211高地被炮火刮過一層又一層，陣地像被翻過的鐵皮，火頭沒滅，賈柯帶隊頂著封鎖線往上沖，肩頭血跡還在滲，槍聲貼著臉掠過，他回頭吼一嗓子就把人又擰成一股繩，幾小時后他在火線上被任命為副連長，名字在無線電里被叫得很緊，等到夜里黑得伸手不見指縫，他守在二號哨位，身邊的戰友已經靜了，六名越軍貓在石頭背后逼過來，他把手一摸，三枚手榴彈還在，拉火，掄臂，爆聲收住了腳步，哨位還在，他的生命也走到了盡頭，與敵人同歸于盡這幾個字后來刻在紀念里被一遍遍念起。

往前推二十三年，他1962年出生在濟南，家里是普通工人家庭，獨子，考大學的念頭父母掛在嘴邊，接班的路子也擺在桌上，他卻說要穿軍裝，家里人不理解，他就把話說得很直，“穿軍裝是我從小的夢想”，怕吃苦的人多，崗位總得有人去扛，父母看他態度已定，嘆口氣放手讓他走。

新兵連的冬天雪硬，跪姿射擊他在雪地里一跪兩小時，腿麻了手也麻，不起身，百米障礙嫌速度慢，沙袋往小腿綁上去加練，腳脖子擰了也不肯下場，連長把人拎去處理傷，第二天又摸到場地邊上看路線，年終考核的表格一欄一欄寫著優，戰術、技術、體能，十一門全優，團里給了個“軍事訓練標兵”的稱號，他也不張揚，把獎狀塞進箱底接著練。

1982年他考進濟南陸軍學校，進修兩年回到連隊做基層指揮員，肩章換了，心里的擔子也重了，他說這身衣服不只是一份職業，站在前沿就是一面墻，后面是家和城。

1985年春部隊接防老山一線，訓練的密度一下提上去，他琢磨著前沿的用法，自己動手搞出簡易潛望鏡，把通訊做成有線無線兩用對講，首長把器材拿在手里翻看，說這東西能用，他點點頭回到工事里繼續忙活，挖150米塹壕那次，他領著全排在熱浪里連著干了兩天提前收尾，夜里發燒，汗浸透了領口，他還是在崗位上撐著。

5月28日他拆開家里的信，父母的字寫得很慢，說擔心也說理解，說你是為保衛祖國，做成樣子就是對家最大的交代，說回家給你做蛋糕，他把信折好放進胸口，早上咬破手指寫下一行話，“請把最艱巨的任務交給我們排，上刀山下火海絕無二話”，血痕在紙上干得很快，他把紙遞到首長手里。

5月31日前沿彈藥緊張，運輸隊要人，他直接把任務接過來，全排每人兩箱，他又多扛兩根爆破筒，炮火把路口切成幾段，他讓人拉開間距，匍匐、起身、再趴，幾趟后把彈藥送到了陣地線，火力壓上去，陣地穩住，他的肩膀也被綁帶勒出一道紅印。

6月8日下午四點，命令下到排里，目標是收復被占的211高地一、二號哨位，他被任命為第一突擊隊隊長，出發前對著戰士說幾句真話，祖國在后面盯著，我們在前面把事做圓，只要還有氣就往前走，暴雨傾下，路滑，突擊隊摸黑前進，兩個多小時到達待機地域，他沒讓人躺下，拉著骨干冒雨走地形，火力點、掩體、通道，一一在心里畫出來，一晝夜沒吃口熱的，眼睛也沒合，9日晚又帶一個班機動到255高地，等待那一聲集合號。

6月10日21時05分，總攻信號響起，火線提拔的任命剛落，他第一個從掩體里躍出，突擊隊跟著撕開封鎖線，跑出100米一排炮彈打下來，身后兩人受傷一人倒下，他的右臂被彈片劃開一道口子，血把袖口染深，他沒停，回頭一喊往前走，班長邵其明、劉福祿緊貼著他，三人擠進三號哨位，問清二號哨位的情況，轉頭繼續沖，等靠近目標的時候，身邊只剩劉福祿。

工事剛加固好一層，六名越軍壓上來，他端起沖鋒槍一個點射，前面兩人倒下，剩下的人散開，從洞口丟進手雷，彈片擦過腹部，傷口往外冒血，劉福祿伸手要給他包扎，他擺擺手只說守住哨位，繃帶一圈圈勒上去，他咬著牙，劉福祿擲出兩顆手榴彈，炸死一人，其余人縮回一號哨位，喘息剛有一口，一排60炮壓過來，工事炸裂，劉福祿犧牲，他被沖擊波掀倒，身上又添了幾處傷。

黑得看不清臉，他靠在殘缺的掩體上，摸到身邊還剩的三顆手榴彈，腳步聲從外沿靠近，心里把家的方向點了一下，當那些腳步來到洞口，他拉火、握緊、拋出，爆聲把空間奪了回來，他的生命停住，哨位沒有讓出，第二天的陽光照在這片地面。

越方占住哨位后發現他的遺體，把遺體懸掛在巨石前示眾，他們想傳遞一個信號，前沿收到消息，戰士們把話憋在胸口，動作更緊，幾天后我方組織反擊，隊伍重新壓上去，211高地被奪回，戰友找到他的遺體，雙手還保持握槍的姿勢，目光的方向朝著祖國的那一邊，部隊給他追記一等功，名字刻進老山烈士陵園的碑面。

老山烈士陵園里，賈柯的墓碑安靜立著，來祭拜的人一茬一茬，故事被口口相傳，精神被一代一代接過去，我們也許記不住全部的名單，但會記得有人在黑夜里點亮了陣地的微光，會記得那句樸素的承諾放在心里就不會掉，向守護者致敬，把這份責任接下去，把每一個名字都放在該放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