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人民大會堂竣工慶典，周恩來舉杯向張镈敬酒：給你們打5分

1958年8月盛夏，天安門廣場還是一片裸露的黃土地。測量隊的鋼尺在烈日下閃光，一位身形清瘦、鬢角微白的中年人站在基準樁旁，低聲和助手交換數據。那人正是北京建筑設計院八位總工之一張镈，彼時距離建國十周年慶典只剩十四個月。中央的“十大建筑”任務已經排出，他肩上的人民大會堂項目無疑是最重的一塊。

廣場規劃已近定稿，真正的難點在“萬人大會堂”本體。市委負責同志開門見山：建筑面積先按七萬平方米控制。對于要同時容納全國人大會議廳、宴會廳、常委辦公區以及多間中小會議室的龐然大物而言，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更棘手的是，設計、材料、施工要同步推進，誤一天，全部工期就要被迫壓縮。

設計小組拉了又拆、推翻再重來。一次深夜討論中，草圖鋪滿整張大桌，有人苦笑著拋下一句：“要不咱再把大會堂‘拆層樓’？”笑聲苦澀，卻沒人肯先說放棄。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同一棟樓里，另一組同時畫出一份15.8萬平方米的“放大版”方案，被部分人稱作“豪賭稿”。

10月初，幾番論證后的折中稿被送進中南海。周恩來仔細看完，對面積限制的擔憂只留一句話：“要大而有當。”這五個字等于給了設計團隊松綁。最終，面積定在17.18萬平方米——超出最初指標一倍還多。

圖紙塵埃落定只是開始。施工采取“邊出圖、邊進料、邊作業”，張镈幾乎把辦公室搬進工地。燈火映在鋼筋水泥上，他拄著圖板，隨時修改細部。常沙娜趕著為穹頂繪制紋樣，初稿用蓮花圖案，卻被否了兩次，理由簡單直接：通風口、照明都沒顧好。第三次，她在蓮瓣外圍再加一圈射燈，才算“過關”。

同年冬天，周恩來第三次來到現場。走到西大門入口，他讓陪同的工程師取來尺子，彎下腰比劃坡度。“這里要再緩一點，”他示意，“代表里有許多老同志，輪椅上臺階得穩當。”在萬人大禮堂比例糾結之際，他又提出“水天一色、無邊無際”的空間意境：穹頂大圓角，墻頂連成整體，削弱壓迫感。這番構想令張镈茅塞頓開，連夜調整斷面。

時間推移到1959年9月，夜色中燈火不眠，整座大會堂已現雛形。工人們把最后一批大理石掛上外立面，通宵試燈。趕在國慶前夕，十幾萬平方米的巨構準點交卷。外界只看到壯觀的柱廊與穹頂，卻不知它凝聚了上萬建設者、設計師近乎極限的協調與心血。

9月25日晚，東山廳燈光柔和。周恩來主持慶功宴時特意把張镈安排在身旁。舉杯之間，周恩來輕輕拍了拍他的肩：“這次你們的設計，我打五分。”滿座先是一愣，旋即鼓掌大笑。彼時慣用的評分制最高就是五分，這六個字勝過千言萬語。張镈雖沉穩，卻難掩激動，手微微顫抖，白發下的目光閃亮。

這位“得分滿點”的總建筑師走到宴會這一刻，已穿越三十年的風浪。1907年生于天津，少年就讀東北大學建筑系。恩師梁思成、楊廷寶先后引他入門，又讓他意識到“建筑師與律師、醫師一樣，是自由而負責任的職業”。三十年代，他在基泰建筑事務所嶄露頭角，主持測繪故宮中軸線古建，留下七百余幅精細圖紙，為研究明清宮殿奠定了基石。那四年，他用化名“張叔農”簽約，只因不愿被日偽當局利用，也不想讓同仁蒙受不白之冤。

抗戰勝利后，張镈應邀赴香港，月薪十兩黃金，住華宅、出入皆轎車。可他記掛的是北方廢墟、是重新站立的祖國。1950年，志愿軍在朝鮮的戰績與伍修權在聯大用中文據理力爭的場景，像重錘敲擊他的內心。“中國可以贏！”他在日記里寫下短短四字。1951年3月26日清晨，輪船靠泊塘沽碼頭，他背著僅有的行李踏上冰冷甲板，迎面吹來的北風讓他心里踏實。

回京后，張镈很快進入永茂建筑公司，后轉入北京市建筑設計院。天橋劇場、新僑飯店、友誼賓館、友誼醫院……一連串項目接踵而至。他主張“民族形式與現代技術結合”，在磚石與鋼筋之間加入蘇式比例，也融進中國傳統屋脊的挺拔曲線。梁思成看了友誼賓館的方案，笑言“青出于藍”。

然而，人民大會堂的攻堅戰與之前所有工程都不在一個量級。設計周期被壓縮到五十天，圖紙像報紙一樣成批送往工地；鋼筋水泥一旦澆筑，就再無修改余地，所有尺寸必須一遍成功。有人說那是“邊跑邊畫”，更像“火線上刻意志”。確實，若非周恩來統攬全局、隨時拍板，工程再快也難免拖期。

宴會落幕，燈火未熄，張镈在回宿舍的吉普車上久久無語。身旁同事問他有何感想，他只淡淡應了句：“這杯酒，重五分。”驅車放緩，人民大會堂的外墻在夜色中泛著溫潤光澤。那一刻，他或許想到自己當晚辭別香港時的決斷，也想到朱啟鈐的囑托、梁思成的勉勵，更想到那張在中南海親自改稿的手。

今天走進大會堂，仰望穹頂“星光”與淡藍弧頂，很難不想起周恩來當年比劃的“水天一色”。那既是空間設計，也是政治象征——開放、廣闊、彼此相連。張镈以半生所學，將理性結構與中國意境熔于一爐，而讓他自豪的，是在祖國最需要時投身其間。憶及往昔，他曾說：“祖國至上，專業至上，此生無憾。”樸素八字，道盡了一個建筑師與一個時代的契合，也為那場五分滿分的敬酒作了最好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