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人越來越少，道歉仍舊缺席，歷史不容忘記

噩耗傳來，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潘巧英于1號去世，享年95歲，截至目前，登記在冊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僅剩23人。

1937年，潘巧英老人年僅6歲，她躲在灶膛中，親眼目睹自己的祖父、父親和表哥相繼死于日寇的刺刀之下。懷著如此痛苦的回憶，她見證了抗戰的勝利，新中國的崛起，最后在祖國騰飛的光芒中，在無數國人的緬懷中去世。然而88年過去了，她始終沒有得到日本的那一句道歉。

類似的悲劇，幾十年來一直在上演，大家可以注意到，南京大屠殺發生時，潘巧英老人年紀還很幼小，很多年紀稍大的幸存者，早已經先她一步而去——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在近年是以年均10-20人的速度離世，親歷過那個黑暗時刻的證人越來越少。去年3月11號，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就為當年才去世的4位幸存者老人舉行幸存者照片墻熄燈儀式。如今，剩下的23位老人，時日已然無多，他們極有可能帶著永遠的遺憾，在道歉仍舊缺席的情況下，最終離開人世。

而這也是日本右翼極力盼望的事實，他們知道，昔日幸存者的離開，直接后果就是歷史活證的不可逆流失?！吧鼧蛄骸睌嗔眩掖嬲咦鳛檫B接歷史與現實的最后活體媒介，其離世意味著南京大屠殺將失去“直接的現實聯系”。

從法律角度來講，幸存者的離世，會直接導致日本發動南京大屠殺的證據鏈完整性受損。二戰結束后，幸存者口述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重要證據，然而隨著證人消失，法庭證言的復核、新證據的挖掘將被迫徹底停滯，任何潛在的司法追責或歷史研究都將失去最為關鍵的“活檔案”。

這一切正中日本右翼下懷，他們長期通過篡改教科書、否認屠殺規模等手段試圖讓“南京大屠殺”成為歷史概念，為此日本右翼堪稱無所不用其極，對此就連美國都看不下去，去年7月，美國國會要求日本道歉的決議遭日方“遺憾”回應，顯示其喪心病狂的態度未變。

當最后一位幸存者離世之際，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日方很可能宣稱與南京大屠殺相關的“所有證言未經交叉驗證”，或質疑幸存者記憶的“年代久遠不可靠性”，為系統性否認創造法理借口。

但是，歷史不容忘記，南京大屠殺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傷疤，即便證人越來越少，歷史的銘刻依然歷久彌新！即便當年的幸存者全部離世，中國人也絕不會忘記日寇曾經對中國所做的一切。所以，如果日本右翼覺得自己能就此逃脫罪責，那可大錯特錯了！

幸存者雖然離開，但日寇對中國犯下的罄竹難書罪行，將永遠銘刻在中國人的靈魂當中。隨著他們的離開，南京大屠殺在中國將最終實現從個體創傷記憶到集體象征記憶的結構性轉變，標志著南京大屠殺記憶進入“后幸存者時代”。這不是簡單的“記憶消失”，而是記憶形態的根本性轉變——從鮮活的、個體的、充滿痛感的創傷敘事，轉向媒介化的、集體的、符號化的歷史建構。

必須承認，并非南京大屠殺親歷者的今人，無論對先輩曾遭受過的苦難多么感同身受，可從我們口中闡釋的日寇罪行，和真正的親歷者講述的點點滴滴，影響力和感染力始終是存在一定差異的。但是，通過后代傳承人和數字檔案比如影像資料、法庭記錄等，我們仍然能夠保留這些幸存者生前留下的證據，這些歷史記憶將被永久性地保持下來。

更重要的是，歷史真實性不會動搖，對我們而言，最重要的是兩點：第一是繼續向日寇追責，為已經逝去的先輩討回公道；第二是傳承歷史記憶，如果后續代際傳承不力，若干年后南京大屠殺可能面臨與慰安婦問題相似的困境，成為國際政治博弈中逐漸邊緣化的議題。

所以，幸存者離世不僅是生物學意義的終結，更是對一個民族記憶保管能力的終極考驗。能否讓“燈滅而火不熄”，取決于當下今人傳承的有效性，以及每一個普通人對這段歷史從“知道”到“銘記”的真誠轉化，這是我們所有人終生不可推卸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