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加拉加斯到格陵蘭：當“規則”被懸置，世界秩序還剩下什么？

2026年以一種極為震撼的方式拉開序幕。據公開報道，1月3日，美軍在加拉加斯采取軍事行動，控制了該國總統；1月6日，白宮公開聲明，為獲取格陵蘭島，正在“討論一系列選項”，而“軍隊始終在選項之內”。

一南一北，一個被定義為“敵人”，一個被歸類為“盟友”，卻在同一套邏輯下成為了美國赤裸力量展示的舞臺。

當主權邊界和盟約承諾可以被輕易懸置，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那個維系了近八十年的戰后秩序還剩下什么？

將兩起事件并置觀察，其間的時機選擇與信號傳遞，精準得令人不寒而栗。對委內瑞拉的行動，是一次典型的“硬打擊”。

以雷霆之勢，向全球展示了美國在特定時刻，可以完全繞開傳統國際法框架，直接對一個主權國家的政治核心進行物理清除。這并非簡單的軍事干預，而是一種主權虛無化的實踐，其威懾效應遠遠超出了加拉加斯本身。

就在這股震撼性的力量展示余波未平之際，關于格陵蘭的言論被公之于眾。這絕非巧合，而是一次精心計算的“威懾校準”。

白宮選擇在此時暗示對丹麥這個北約創始成員國、美國長達七十余年的盟友，動用軍事選項的可能性，其潛臺詞清晰而冷酷：連主權國家的元首都可以被直接帶走，那么盟友的領土主權又算得了什么？

這種將“硬打擊”的威懾力迅速傳導至盟友體系的策略，標志著美國外交工具箱的深刻變化。

傳統的“敵/我”二元劃分正在變得模糊。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為徹底的工具化邏輯：任何國家，無論其名義上的身份是“伙伴”還是“對手”，在美國的戰略棋盤上，其價值最終只剩下成為“工具”或構成“障礙”。

當被視為障礙時，無論是委內瑞拉的地緣政治立場，還是丹麥對格陵蘭的主權堅持，都可能成為被清除的目標。這種毫不掩飾的實用主義，正在侵蝕維系同盟關系的信任基礎，并向世界傳遞一個危險的信號：在絕對的力量面前，一切承諾都可能淪為虛言。

剝開威懾與恐嚇的外衣，驅動這兩起事件的內核，是美國對維持其全球霸權根基的深層焦慮，具體表現為對地緣戰略支點和金融命脈的雙重控制欲。委內瑞拉與格陵蘭，恰好分別代表了這兩個維度的核心利益。

悲劇根源為其豐富的石油儲量與挑戰美元霸權的努力。作為一個坐擁全球最大已探明石油儲量的國家，委內瑞拉本應擁有巨大的地緣經濟影響力。

當其政府嘗試在石油貿易中推行“去美元化”結算，特別是增加使用人民幣等非美貨幣時，便直接觸動了美國全球霸權體系最敏感的神經石油美元循環。

這套體系確保了全球對美元的持續需求，使美國能通過印鈔向全球轉嫁經濟成本。因此，對委內瑞拉的打擊，既是爭奪能源控制權的傳統地緣政治操作，更是維護美元結算霸權的金融戰爭，意在“殺雞儆猴”，懲戒任何試圖脫離該體系的挑戰者。

視線轉向北方，格陵蘭的重要性則更多體現在未來。這個世界第一大島不僅蘊藏著足以影響全球高科技產業格局的稀土資源，更扼守著隨著全球變暖而日益重要的北極航道。

控制了格陵蘭，就意味著掌握了未來全球貿易與軍事部署的新咽喉要道。從杜魯門政府在1946年試圖用黃金購買被拒，到如今公開討論軍事選項，美國態度的轉變反映了其戰略焦慮的升級。

過去，它尚愿意在現有規則框架內進行交易；而現在，當其認為自身在未來全球競爭中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脅時，便選擇直接掀開“規則”的溫情面紗，露出力量的本來面目。

從委內瑞拉的石油到格陵蘭的航道與稀土，兩者共同勾勒出一條清晰的邏輯鏈：在全球權力格局變動、新興力量崛起的背景下，美國正試圖通過控制關鍵資源與戰略節點，加固其日漸松動的霸權地位。

無論是通過直接打擊來清除金融體系的“叛逆者”，還是通過威逼盟友來搶占未來的戰略高地，其背后的驅動力都是相同的唯我獨尊且不容挑戰的權力焦慮。

二戰后建立的國際秩序，包括聯合國憲章、北約等集體安全機制以及一系列國際公約，其能夠運轉近八十年，并非源于規則本身的神圣與絕對，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主導者—美國，在大多數時間內愿意大體上遵守并維護這套規則。

這套體系為美國的全球利益提供了合法性外衣，使其得以在“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旗號下行事。當主導者認為規則本身成為其實現利益的束縛時，整個體系的根基便開始動搖。

此次處理委內瑞拉問題的方式，堪稱一個分水嶺。過去，美國發動軍事干預，往往需要尋找一個雖然牽強但至少符合程序正義的借口，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人道主義危機”或“反恐”。

這一次，其給出的“反毒”理由，根據其本國執法機構的數據都難以自圓其說。這種連借口都懶得精心編織的姿態，傳遞出的信息是：行動的合法性不再源于國際法或道義共識，而僅僅源于行動者的意愿與實力。

對格陵蘭的表態則將這一邏輯推向了極致。北約第五條明確規定，對一個成員國的攻擊即是對全體成員的攻擊。這一條款被視為北約集體安全的基石。

但當聯盟的領導者公開暗示可能對另一個成員國動用武力時，這一條款的威懾力瞬間變得極為可疑。誰來對美國執行北約的規定？在聯合國安理會，誰又能否決美國的行動？

這暴露了一個深刻的結構性困境：當規則的制定者、裁判員和最強壯的運動員是同一人時，規則的約束力本質上是自我約束。一旦它決定不再自我約束，所謂的“規則”便失去了強制力。

從“想買”到“威脅要搶”格陵蘭的轉變，深刻地揭示了“力量、規則、體面”三者關系的重排。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力量通過規則來獲得行事的體面。而現在，力量似乎正在拋棄規則，因為它覺得不再需要那份體面。

智利總統博里奇的警言：“今天是委內瑞拉，明天就可能是任何一個國家”，并非危言聳聽。它準確地指出了當秩序的基石被主導者親手侵蝕后，所有身處其中的國家都將面臨的不確定性與脆弱性。

在全球秩序經歷劇烈重構的今天，國家安全的概念必須被極大地拓寬。它不僅包含傳統的軍事與國土安全，更關鍵的是包含了金融韌性，即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在多大程度上能免于被單一貨幣體系所控制；產業韌性，即在關鍵技術和資源領域是否擁有自主可控的能力；以及敘事競爭力，即在國際舞臺上，是否有能力清晰地闡述自身立場、爭取理解與支持，對抗外部的污名化與脅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