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丹一行全員裹白布那一刻，荊軻就只存在人們的念想中了？

《儀禮?喪服》中寫道：“疏衰裳，齊牡麻绖，冠布纓”，這里的 “冠布纓” 便是用白布制作的冠帶，是喪禮中包頭服飾的早期形態。賈公彥為其作疏時進一步解釋：“此布纓亦如上繩纓，以一條為武，垂下為纓也”，清晰描述了白布纏繞頭部、垂帶為飾的形制。

除了 “冠布纓”，周代還有一種名為 “免” 的包頭方式，《禮記》中記載其形制為 “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于額上，又卻向后繞于髻”，專為守喪者所用。

當時的喪服分為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個等級，不同等級的包頭白布在材質、做工上有嚴格區別：斬衰用最粗的麻布，不縫邊，包頭用 “繩纓”；齊衰以下用較細的麻布，包頭用 “布纓”，以此體現親疏遠近和尊卑秩序。

白布包頭最核心的意義，是作為宗法制度的視覺載體。

根據五服制度，不同親屬關系對應的包頭形制截然不同：子為父、未嫁女為父、兒媳為公婆服斬衰，包頭用粗麻繩纓，守喪三年；孫為祖父、祖母服齊衰，包頭用麻布布纓，守喪期分為三年、杖期、不杖期、三月四等；堂兄弟之間服大功，包頭用較細的麻布；父親的伯叔父母、外祖父母等服小功，包頭麻布更細；族祖父母、表兄弟等服緦麻，用精布細麻制作包頭巾。

對于無血緣關系的朋友，喪禮中則采用 “袒免” 之禮，即 “袒” 露左肩，“免” 指頭不戴冠，以布帶縛髻即可。

這種嚴格的區分，讓參與喪事者僅憑包頭的材質和方式，就能一目了然地知曉與逝者的關系親疏，維系著 “尊卑有序” 的社會秩序。

從陰陽五行來看，白色屬金，對應西方和秋季，象征肅殺與凋零，與死亡的語境天然契合。

喪禮中的白布包頭，強調樸素無華，杜絕任何裝飾。周代喪服均用未染色的麻布制作，其自然色澤白中泛黃，正是為了體現 “無心飾容，哀于喪事” 的心境。

《白虎通?三軍》中也提到：“伐者兇事，素服示有悽愴也”，明確了白色服飾與悲傷情緒的關聯。秦繆公時期，秦軍在殽之戰中敗師而歸，“繆公素服郊迎”，以素服（含白布包頭）表達對陣亡將士的哀悼與自責。

儒家強調 “事死如事生”，佩戴白布包頭是子女履行孝道的重要外在表現。《孝經》中說：“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白布包頭作為喪服的核心部件，是 “死事哀戚” 的直接體現。

漢代對孝道的重視更是達到極致，朝廷明確規定，子女必須為父母守喪，佩戴相應的喪服包頭，否則將受到嚴懲。

在古代喪禮中，白布包頭是最直觀的身份標識，讓參與喪事的人能快速明確自己的角色和禮儀規范。

《后漢書?禮儀志下》記載，皇帝駕崩后，“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這里的 “素幘” 便是白色包頭巾，明確了不同等級官員子弟在喪禮中的著裝規范。

根據禮制，佩戴不同包頭的人，在言行舉止上也有嚴格要求：斬衰者 “唯而不對”，只能應答而不能主動說話；齊衰者 “對而不言”，可應答但不主動議論；大功者 “言而不議”，可說話但不議論是非；小功、緦麻者 “議而不及樂”，可議論但不能涉及娛樂之事。

這種清晰的規范，確保了喪禮的莊重有序。

白布包頭所代表的五服制度，以 “我” 為核心，按輩分和血緣遠近劃分親疏，成為維系宗族關系的重要紐帶。直到現代，鄉村社會仍有 “有沒有出五服” 的說法，便是這一制度的延續。

在古代，同一宗族的人在喪禮中佩戴相同規格的白布包頭，共同參與守喪儀式，強化了 “本家同宗” 的身份認同。

而對于 “出五服” 的遠親或朋友，則采用 “袒免” 等簡化的包頭方式，既表達了哀悼之情，又明確了血緣界限，讓宗族關系在喪禮中得到清晰的呈現和鞏固。

白布包頭不僅在宗族內部發揮作用，還向社會傳遞著明確的信息。《史記?刺客列傳》中，燕太子丹及賓客為荊軻送行時 “皆白衣冠以送之”，以喪禮著裝暗示此行是生死訣別，向世人傳遞了決絕的態度。

楚漢相爭時，漢王劉邦為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通過全員穿戴白色喪服（含白布包頭）的方式，向天下表明自己是正義之師，凝聚人心。

《后漢書?獨行傳?范式傳》中，張劭病逝后，范式 “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白色的包頭和服飾，讓沿途之人一眼便知其奔喪的身份，體現了 “千里赴喪” 的深厚情誼。

從周代到明清，白布包頭的習俗雖歷經演變，但核心內涵始終未變。周代的喪服制度極為復雜，“冠布纓”“免” 等形制有嚴格的尺寸和材質要求；到了漢代，白布包頭逐漸簡化為 “素幘”，即白色包頭巾，《后漢書?禮儀志》中多次提到 “素幘” 在喪禮中的使用，成為當時最普遍的形式。

唐宋以后，喪服制度進一步精簡，民間逐漸以白色布條、頭巾代替復雜的喪服，白布包頭的形式更加簡化，但核心意義依然保留。《朱子家禮》中規定：“凡吊皆素服，幞頭、衫帶，皆以白生絹為之”，明確了吊喪時白布包頭的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