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應征入伍，在部隊工作16年后，我從副團科長的職位上轉業

1969年12月，我應征入伍。我們這批兵雖然是1969年12月末到達部隊的，但還是算1970年的兵。

在當年，由于我縣征兵人數較多（大概有1700人），在出發去部隊那天，我們縣所有應征入伍的青年都換上了軍裝，然后在接兵首長的帶領下，從縣城集合點出發，步行前往縣火車站乘坐火車。那場面，真是浩浩蕩蕩。

當時我們這1700名新兵排成兩隊，胸帶大紅花，浩浩蕩蕩的走向縣火車站時，縣城里的父老鄉親們是夾道歡送，那熱烈的場面，真摯的感情，此后的幾十年里，再難遇到。

當時，我們縣的這批新兵，大部分都是來自農村。從山溝里出來的我們，在上車前都是滿懷期待，因為想著在火車上，終于可以看看外面的世界，畢竟我們長這么大，都還沒出過縣城（當時的我，剛滿十七歲）。

但等我們在接兵首長的指揮下，有序的上了車后，卻都一個個的傻了眼。因為我們坐的是“悶罐車”，“悶罐車”一節車廂只有一個小小的窗戶，什么也看不見。同時在上車前，接兵首長給我們每個新兵都發了八個大餅（是由米粉做成的餅），當時看到發的餅的數量，我就知道，路途肯定遙遠。

而果然不出我所料，悶罐車在足足顛簸了一天兩夜后，終于在第三天早上，到達了目的地，新兵連營地（我們這批新兵是在第一天的傍晚時分，全都坐上了悶罐車出發）。當時我們到部隊的時間是1969年12月末，到新兵連營地后，我們都想著新兵到部隊的第一頓早飯，應該很豐盛。而情況也確實如此，新兵連炊事班在那天早上，罕見的給我們包了一頓豬肉蘿卜餡的包子。

但因為新兵人數過多，再加上炊事班的老兵們低估了我們這些來自農村的新兵們的胃口。那些先到食堂的新兵們，每個人都至少吃了四個包子（當時聽說有一個新兵，足足吃了十個包子）。所以等到我們的時候，包子就沒剩下多少，只記得那天早上，我兩個包子下肚后，沒有任何感覺，還是很餓。但沒辦法，包子沒了，我們這些沒吃飽的新兵們，就只能去喝那還剩下半桶的小米粥。

當時我們的部隊是在北方，伙食標準是每人每天0.45元（要比南方兵略低一點，南方兵的伙食標準是每人每天0.48元）。在當時，0.45元的伙食標準說不上好，但在連隊農副業生產的加持下，我們吃飽還是沒問題。等后來，我調到師機關當打字員后，就吃上了二類灶（二類灶的伙食標準是每人每天0.58元）。

都說當兵能不能提干，除了自身的能力外，有時候還需要點運氣。這話不假，我當兵時能提干，就離不開我的運氣比較好。從1969年12月，我入伍當打字員開始，我歷任保密員、軍務參謀、副營參謀，最后在1985年，我從副團科長的職位上轉業回到地方。

在我16年的軍旅生涯里，我認為1978年，無疑是部隊基層提干的轉折點。在1978年前，可以直接從基層戰士中提干；而從1978年開始，不能直接從戰士中提干的命令就下發了，之后想要提干，就要先考軍校。

而當時，我有個戰友運氣就不好。在軍務科工作時，我跟他都是打字員。但領導當時的決定是：先培養我，后安排他。本來這樣的安排，要是能一切順利也挺好。但在我提干當了保密員后，因為一些原因，他卻怎么都提不了干。后來一直拖著，直到1978年，再也沒有了提干的機會后，他才無奈退伍回到老家（足足當了八年兵）。

在七十年代，當時戰士們第一年的津貼是每個月6元（前六年的津貼分別是每個月6、7、8、10、15、20元）。要是能成功提干，比如我當時提干當了保密員，就能領到每個月52元的工資。說是52元，但扣除每天的伙食費（每天0.5元），每個月實際發到手的是37元。

37元在現在看來，可能不算多，但在當時，這無疑是一筆巨款。記得我在提干當保密員后的第一個月領到工資的那晚，我手里緊緊攢著這37元，激動的一夜都沒睡著。然后等到周末，我立馬就寄了20元回家（剩下17元，除了買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外，還請幾個平時要好的戰友們吃了飯）。

而說起連隊里幾位主官的職責，當時一位團首長來我們連隊視察時的發言，總結的就很精辟：連長需要帶頭沖；指導員是一通百通（做思想工作）；副連長是蘿卜大蔥（抓生活）；副指導員就是鑼鼓咚咚（抓共青團）。

光陰似箭，從我參軍入伍開始，到今天，轉眼已經過去了五十多年，但每每想到在部隊工作和生活的日子，還是讓我難以忘懷。

當兵的日子，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