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29日的上海虹口公園,日本軍旗招展,口號震天。十萬日軍與日僑擠滿會場,慶祝他們口中“淞滬大捷”。主席臺上,白川義則大將、重光葵公使等日軍要員趾高氣揚,臺下人群如癡如醉——這一天是昭和天皇的“天長節”,也是他們炫耀武力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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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也沒注意到,人群中一個身穿西服、肩挎水壺的年輕男子,正緩緩靠近檢閱臺。他面容平靜,甚至跟著人群揮動太陽旗。上午11時30分,日本國歌《君之代》響起,軍機掠過頭頂。就在這震耳欲聾的喧囂中,他突然向前沖了幾步,奮力擲出手中的水壺。
那不是水壺。那是一顆心,一顆憋了二十三年的、滾燙的復仇之心。
尹奉吉生于1908年的朝鮮忠清南道。他11歲那年,祖國已被日本吞并整整九年。1919年3月1日,“三一運動”爆發,朝鮮民眾走上街頭高呼獨立,換來的卻是日軍的血腥鎮壓。據記載,兩萬多人傷亡,五萬多人被捕。少年的尹奉吉親眼目睹這一切。“亡國奴”三個字,是刻在骨頭里的恥辱。
1930年,22歲的尹奉吉告別父母妻兒,踏上流亡之路。他經東北、青島,最終抵達上海——那個年代,上海法租界里藏著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那里是朝鮮獨立運動的心臟。他在朝鮮人開的帽子工廠做過工,后來改賣菜,每日穿行于法租界與虹口之間。沒有人知道,這個沉默的賣菜青年心里埋著什么。
直到1932年1月,他在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朝鮮義士李奉昌在東京刺殺天皇未遂。那一刻,他找到了方向。
通過關系,尹奉吉見到了韓國臨時政府的核心人物金九。這位傳奇人物曾赤手空拳殺死日本軍官,被判死刑后越獄逃亡,此刻正策劃另一件大事。原來,日軍計劃在4月29日于虹口公園舉行“祝捷大會”,但規定只準日本人、朝鮮人、臺灣人入場,中國人一律禁止。中國方面的抗日志士王亞樵于是找到韓國臨時政府,希望由朝鮮義士執行暗殺。
當金九問尹奉吉是否愿意承擔這有去無回的任務時,這個年輕人只說了兩句話:“我完全聽從您的安排。”“從現在起,我就做該殺日的準備工作。”
接下來的細節,讀來令人心顫。上海兵工廠的技師王伯修聽聞此事,連夜趕制兩枚偽裝成水壺和飯盒的炸彈,反復試驗二十余次,確保萬無一失——他怕重演東京的悲劇,那時李奉昌投出的第二顆手榴彈竟是啞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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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法租界一間密室內,墻上懸掛著太極旗。尹奉吉左手握炸彈,右手持手槍,胸前掛著誓言牌,在金九身旁留下最后一張照片。誓言牌上寫著:“余謹宣誓……誅戮侵犯中國之仇人軍事領袖,以期還我祖國之獨立與自由。”當晚,他給父母、妻子和兩個兒子寫下遺書:“如果你們周身的血液和骨髓依然存在的話,將來也必定成為一個為了朝鮮而效命的斗士吧!”“把太極旗高揚在空中,來到我孤單的墓前,酌一杯酒以慰九泉下我的靈魂吧!”
4月29日清晨,金九與尹奉吉共進最后一餐。臨別時,尹奉吉忽然解下手表:“這塊表是昨天為了行動花了六塊錢買的,而先生的表只值兩塊錢。我們換換吧。”“再過一個小時,這塊表對我就沒有用了。”兩人相約“黃泉之下再見”。金九看著出租車載著這位年僅23歲的青年駛向虹口公園,手中握著那塊還帶著體溫的六塊錢手表——這是尹奉吉留在世間的最后溫度。
上午十點,尹奉吉順利混入會場。他西裝筆挺,肩挎“水壺”,手提“飯盒”,搖著太陽旗,儼然一位日本公子。檢閱臺上,白川義則、重光葵、植田謙吉等日軍頭目依次就座,美英法領事亦在列。尹奉吉耐心等待。一小時后,閱兵結束,外國領事依外交禮節退場——他們不愿卷入“視捷”的政治表態。此刻,臺上只剩下清一色的日本軍政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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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時30分,日本國歌響起,軍機呼嘯。就在第三聲禮炮轟鳴時,尹奉吉沖出人群,在距主席臺僅數米處,奮力擲出那顆水壺炸彈。巨響之后,濃煙滾滾。河端貞次當場斃命,白川義則身中204塊彈片(數日后不治),重光葵炸斷一條腿,植田謙吉也重傷……主席臺上無一幸免。
現場大亂,日軍迅速封鎖公園。尹奉吉沒有逃,他高舉雙手,用日語大喊:“來抓吧!我是韓人,我叫尹奉吉!”“炸彈是我丟的,一切由我個人承擔!”他知道逃不掉,更不愿連累同胞。日本憲兵將他押走,施以酷刑,逼問同黨。尹奉吉始終一口咬定:“是我一人所為。”最后胡亂編了一個日本人根本找不到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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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發瘋似地搜捕朝鮮僑民,沖進法租界抓了17人。為保護同胞、也為避免日本借機挑釁中國,金九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5月10日,他在上海《申報》刊登公開信,以韓人愛國團首領身份宣布對此事全權負責。信中有一段話,至今讀來凜然:“日本用武力吞并韓國,次又搶占滿洲,復又侵入上海……故余決定向世界和平之敵與人道公理之破壞者復仇。”“吾人謀略殺敵人之重要人物……以期恢復祖國之獨立。”“今后余將堅持不懈,非至我國恢復獨立,決不終止也。”
尹奉吉被秘密押往日本,同年12月19日,在金澤陸軍刑場英勇就義,年僅25歲。就義前,他面向故土方向高呼“朝鮮獨立萬歲!”而歷史的長卷才剛剛展開。蔣介石得知此事后,感慨道:“中國一百萬大軍都沒能做到的事,結果卻由一名朝鮮青年完成了,真令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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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蔣介石在南京親自接見金九,從此中國政府開始長期支持朝鮮獨立運動。那個在虹口公園響起的爆炸聲,不僅炸死了日軍大將,更炸開了中韓抗日合作的新篇章。1945年日本投降,韓國光復。金九將尹奉吉、李奉昌的遺骨迎回漢城,安葬于孝昌公園。遷葬那天,數十萬民眾涌上街頭,學生樂團、花環隊、挽章隊綿延數里。金九捧著當年換來的那塊六塊錢手表,老淚縱橫。
尹奉吉號“梅軒”。如今在上海魯迅公園(原虹口公園)內,有他的紀念碑和“梅園”。在他的故鄉韓國忠清南道禮山郡,每年4月29日都會舉辦“梅軒文化節”。那枚水壺炸彈已經沉寂了九十多年,但那聲巨響,卻穿越時空,依然在我們耳邊轟鳴。它炸醒的不僅是一個時代的血性,更是一種超越國界的義氣——當家園被踐踏,當正義被蹂躪,總有人愿意用自己的生命,點亮一盞復仇的火把。
尹奉吉赴死前換表的那一刻,我總覺得他換的不是表,是時間。他把自己的時間停了下來,把金九的時間推著往前走,把朝鮮獨立的時間往前撥了一格。如今我們漫步在虹口公園,櫻花年年盛開,孩童歡笑奔跑。誰還記得1932年春天,那個用一壺“水”澆滅了日軍氣焰的朝鮮青年?
記得他。
因為記得,才是對義士最好的祭奠。
因為記得,和平才有了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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