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元年,大明立國。
可這個天下,并不是等出來的,而是一刀一槍拼出來的。
往前倒推十多年,朱元璋最缺的不是口號,而是肯把命押在最前線的將領。
就在這條血路上,一個出身貧寒、做過綠林的狠角色站了出來——常遇春。
他為什么敢從草莽轉身,把一生賭在朱元璋身上?“常十萬”三個字,又究竟是怎么打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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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稱帝之路
洪武元年,朱元璋在應天稱帝,國號“大明”。
從結果看,這是一次改朝換代;但如果把時間往前推十幾年,就會發現,這個皇位并不是等來的,也不是靠政治炒作換來的,而是在尸山血河中,一仗一仗打出來的。
元末的天下,不是靠治理能力決定歸屬,而是靠誰能在最殘酷的戰場上活下來。
各路勢力并起,真正的競爭從來不是誰更合法,而是誰的軍隊能在關鍵時刻頂得住、沖得上、不潰散。
這也決定了朱元璋在建國過程中,如何建立起自己一支高效穩定的軍隊。這樣一支軍隊自然就不缺:
能統大軍、壓全局的統帥;
能運籌帷幄、調度四方的謀臣;
以及能沖鋒陷陣勇猛型的將領。
常遇春,就是最后一類中其中最典型的一個。
后來,人們記住了他“常十萬”的外號,記住了他的勇猛、先登與沖鋒,卻常常忽略一個更重要的事實:
在進入朱元璋陣營之前,他并不是天生的開國將領,甚至不在體制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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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到這個位置,并不是因為命運眷顧,而是因為在那個時代,只有像他這樣的人,才能成為能沖鋒陷陣勇猛型的將領。
而要理解這一點,就必須把視線從帝國的高度,重新拉回到一個更底層、更混亂的起點。
回到那個亂世之中,一個貧苦出身、沒有任何上升通道的年輕人,是如何一步步被推上戰場,又是如何在一次關鍵選擇中,把自己的命,押給了朱元璋。
在成為“常十萬”之前:一個被亂世逼出來的人
在走進朱元璋軍營之前,常遇春并不在任何正統敘事里。
他出身貧寒,生在元末最動蕩的年代。
對這一代底層百姓來說,世界早已失去秩序:田地被兼并,賦役層層加碼,官府的存在感只體現在征糧與徭役上。
科舉、仕途、軍功,對他們而言都是遙不可及的東西。活下去,本身就是一門本事。
在這樣的環境里,常遇春最早走上的,并不是從軍報國的道路,而是投身綠林,跟隨劉聚活動。
但綠林并不是答案。
史料記載,常遇春在劉聚部中,很快就顯露出兩點特質:一是膽大敢拼,臨陣不退;二是不安于現狀,對只搶不圖遠的做法極為不滿。
劉聚的隊伍,目標很清楚:搶一把、換一口飯吃,至于天下走向、百姓生死,并不在考慮范圍內。
換句話說,劉聚只知打家劫舍。
對常遇春而言,這條路越走,反而越清楚它的盡頭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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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轉折,發生在至正十五年(1355)前后。
至正十五年(1355),和州城外,局勢并不明朗。
這時的朱元璋,還談不上天下共主。他不過是在群雄并起的亂局中,剛剛顯露頭角的一支力量。
對許多地方武裝而言,朱元璋與其他割據勢力并沒有本質區別,能不能贏,能贏多久,誰都說不準。
常遇春正是在這種不確定中,走進了朱元璋的軍營。
他并沒有立刻表明身份,也沒有急著獻忠心,而是先看。
看什么?
看軍紀,看行軍方式,看對百姓的態度,也看將領在陣前、陣后的表現。
這是綠林出身的人最擅長的一件事:分辨一支隊伍,是臨時拼湊,還是能打長仗。
在朱元璋軍中,常遇春看到了一個此前很少見到的現象,軍隊進城,不害百姓;行軍駐扎,有明確號令。
更重要的是,這支軍隊的目標,并不模糊:削平禍亂,以安民生。
這對常遇春來說,是一個清晰的信號:朱元璋是個能做大事的人。
當常遇春正式求見朱元璋時,對方并沒有立刻表態。
朱元璋對這種半路來投的人,一向謹慎。他沒有許諾官職,也沒有熱情接納,而是冷靜地提出一個問題:“你是不是挨了餓,想在我的隊伍中找口飯吃?”
常遇春的回答,極其直接。
他沒有強調自己多能打,也沒有刻意渲染過往經歷,而是干脆利落地說:聽說將軍是位賢明智者,因此前來投奔。
當朱元璋問道能跟他過江打仗時,忠懇的表示:將軍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渡江之日,愿為先鋒。
這句話的分量,在當時非常重。
因為先鋒意味著什么,朱元璋比誰都清楚,那是負責開路、突擊和激勵士氣的位置。需要勇猛,果斷以及身先士卒的素質。
換句話說,這不是在要好處,而是在主動選擇風險最大的一條路。
朱元璋正是通過這一點,看清了常遇春。
他需要的,不是口頭效忠的人,而是愿意用行動承擔代價的人。
常遇春也同樣明白,自己沒有背景、沒有資歷,唯一能換取信任的籌碼,就是把命擺到桌面上。
于是,這場看似平靜的會面,實際上完成了一次極其重要的交換:朱元璋,得到了一個肯站在最前線的猛將;
常遇春,也終于把手里的刀,放進了一套能長期運轉的戰爭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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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一刻起,他不再是綠林中的亡命之徒,而成為朱元璋軍中最危險崗位的候選者。
而真正的考驗,很快就來了。
因為在接下來的渡江作戰中,先鋒不是稱號,而是要用血來證明的角色。
渡江第一線:最先上岸的人,決定了一場戰爭能不能繼續
愿不愿意當先鋒,和能不能當好先鋒,是兩回事。
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準備渡江南下。
這一步,是他從地方勢力邁向戰略主動的關鍵節點:一旦成功,就能獲得穩定的根據地;一旦失敗,前期積累將付諸東流。
這樣的行動,容不得半點猶豫,也容不得先鋒半點失手。
常遇春,就是在這個位置上,被推到了最前面。
采石磯一戰,史料記載得很清楚:戰斗開始時,江面形勢復雜,岸上防御嚴密,先登者幾乎等同于靶子。
常遇春率先冒箭登岸,沖入敵陣,為后續部隊打開通道。等朱元璋主力得以上岸,戰局已經被強行拉回到可控范圍內。
這一仗,并不是單純的個人勇猛秀場。
它的意義在于:常遇春兌現了在和州說過的那句話: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
讓他站到哪里,就站得住。
從這一刻起,他在朱元璋軍中的位置發生了實質性變化。
他不再只是新來投奔的猛人,而是一個在關鍵節點上可以托付生死的前鋒將領。
這種信任,并不是靠封賞建立的,而是靠一次次把最危險的任務完成建立的。
隨后的戰事,很快驗證了這一點。
太平被拿下,集慶被攻克并改名應天。
對外,這是朱元璋勢力范圍的快速擴張;
對內,則意味著一套更成型的軍事體系正在建立。
在這套體系里,有人統籌全局,有人調度糧草,也必須有人不斷沖在最前線,把戰局撕開口子。
常遇春,正是被固定在這個角色上的人。
也正是在這一階段,長十萬的名號開始在軍中流傳。它并不是夸口,也不是隨意的吹捧,而是一種極為樸素的戰場評價:
這個人,放在最硬的地方,能頂住;
把最急的局交給他,能撐下來。
當戰線從江面推進到江南腹地,當對手從地方守軍變成割據一方的強敵,常遇春將不再只是“先登者”,而要在更大的戰場里,承擔同樣危險、卻更復雜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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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敢沖到能破局:當“常十萬”走進決定天下走向的戰役
當戰線全面鋪開,戰爭的形態開始發生變化。
渡江、取太平、定應天,解決的是立足的問題;而接下來要面對的,則是真正能左右天下歸屬的強敵。
其中,最難啃的一塊硬骨頭之一,就是盤踞江浙、控制富庶地區的張士誠。
這一階段,朱元璋的用人邏輯也隨之發生變化。
單純的先鋒沖鋒已經不夠了。對付張士誠這樣根基深厚、城防嚴密、兵力充足的對手,需要的是長期圍困、大規模調度、正面硬碰硬的耐力戰。
這正是大兵團作戰最考驗人的地方,不僅要能打,還要能在最吃緊的節點上,頂住全線壓力。
常遇春,正是在這個階段,被放進了更大的體系中。
東征張士誠時,他與徐達等將領并肩作戰,所率不再是幾十、幾百人的突擊隊,而是成建制的大軍。
在圍攻平江的漫長戰事中,真正決定勝負的,并非某一次漂亮的突襲,而是反復的強攻、反復的試探,以及對敵軍防線的持續消耗。
常遇春承擔的,依舊是最硬的那一段。
他并不負責全局調度,卻經常出現在攻城最激烈、對抗最直接的位置:
當戰線膠著、士氣波動時,需要有人把隊伍重新推上去;當敵軍反撲最兇時,需要有人正面壓住鋒頭。
這個角色,風險極高,卻極少出現在功勞簿的顯眼位置。
但正是這些看似重復而殘酷的任務,慢慢把勝負天平推向了朱元璋一側。
平江被圍十個月,最終城破。這一戰,不只是擊敗了一個對手,更意味著江南戰略格局的徹底改變。
朱元璋由此掌握最重要的財賦與人口基礎,為北上滅元、建立王朝奠定了決定性條件。
而常遇春,“常十萬”這個稱呼,到這時才真正具有了分量,它不再指個人能殺多少敵人,而是指這個人放在戰場上,能穩住多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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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北伐展開,戰線一路向北推進。
就在勝利看似已經觸手可及之時,命運卻以最突然的方式按下了終止鍵。
洪武二年,常遇春在北伐途中病發,卒于軍中。
沒有敗仗,也沒有退場儀式,一個把大半生都耗在戰場上的人,就這樣倒在了行軍路上。
朱元璋后來追封其為王,配享太廟。對一位出身卑微、半生戎馬的將領而言,這已經是極高的評價。
但如果把目光從封賞移開,就會發現一個更冷靜的事實:大明的版圖成形時,常遇春沒有看到終局;可決定終局的許多關鍵一仗,卻都有他的身影。
從綠林到軍營,從先鋒到開國功臣,常遇春的一生,已經完整地嵌進了朱元璋建國這條最殘酷、也最真實的路徑之中。
參考信源:
《明史》
《明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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