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天橋：迎接人類進化的大航海時代

盛大集團創始人、董事長兼CEO，天橋腦科學研究院創始人 陳天橋

鈦媒體注：以大航海為喻，盛大集團、天橋腦科學研究院創始人陳天橋提出，人類正處于生物增強的“新航海時代”，須從“治療范式”轉向“進化范式”，并呼吁建立包含探索者、資本與法規的治理體系，以及可治理、可協作、可追責的制度框架，以應對AI時代的文明挑戰。

1492 年，哥倫布從深藍的盡頭帶回的，并不只是幾座海島的黃金，而是一種足以震碎舊世界秩序的文明能力：人類開始學會用一種新的方式面對未知，從那時候起“走得更遠”變成一個可復制的社會工程。在隨后的一個世紀里，人類發明并磨合出一整套把風險組織化、把未知標準化的制度底座：投資讓冒險獲得燃料，保險讓災難被定價，會計讓遠征可審計，航海憲章讓權責可交付，地圖與測量讓世界可記錄，港口與補給鏈讓擴張可持續。從此，探索不再依賴英雄的膽量，而依賴一套可協作、可融資、可分工、可復盤的機器：把不確定性從運氣，變成了工程。

而今天，我們正站在一個同等量級的節點上。新的邊界不再是海平線之外，而是在我們自身的生物學之內。過去一百年，人類在生物領域的治理邏輯，幾乎默認錨定在一個單一以防御為目標的正當性上：治療。我把它稱為“醫療范式”。在這個范式里，干預的合法性往往需要以“疾病”作為通行證：你生病了，修補是道德的；你健康，任何更靠近“增強”“延壽”“腦功能優化”的嘗試，就會立刻觸發一整套懸而未決的治理難題——證據標準如何設定、責任邊界如何歸屬、長期風險如何分攤、退出機制如何執行，尤其是群體公平如何被保護。于是監管會本能地收緊，倫理會本能地警惕——不是因為增強必然邪惡，而是因為我們缺少一套能讓增強也像航海一樣被安全治理的制度結構：可測量、可審計、可撤回、可追責。

這本質上是一道無形的“生物禁海令”。就像大航海時代之前的舊帝國：擔心遠航擾亂內部秩序，于是寧愿片板不得下海。我們把門關得更緊，把“沒有疾病”狹義地等同于“健康”，以為這樣就能安全。但這種安全，往往只是一種停滯的幻覺，因為禁海令之所以看似合理，是因為它建立在一個隱含假設之上：海的那頭并不存在更強的海權。

然而，人工智能的爆發正在徹底終結這個假設。我們必須誠實地面對一個現實：AI 像一種外來物種進入了我們的生態位競爭。它沒有肉體的束縛，擁有更快的迭代速度、更廣的認知帶寬，以及近似永生的積累優勢。更關鍵的是，它正在把大量“認知勞動”的邊際價值壓到接近零——于是，人類社會關于意義、地位與資源的分配邏輯，會被迫重寫。

在這樣的對手面前，人類真正的短板不在某一項技能，而在碳基個體的上限：壽命、帶寬、健康跨度決定了學習—積累—判斷的時間尺度。我們拼命奔跑，可能只是為了不被AI拉開距離。若我們仍把生物學僅僅當作“維修部”，把增強當作禁區，那么所謂“守住倫理”，很可能只是用舊武器維護舊主權：堅船利炮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而我們還堅持用大刀長矛守港口。不出海，大英帝國就無法統治世界；不進化，AI Native 時代的主權將與人類無緣。保持現狀不再是避風港，而可能是最大的風險。

所以，我們是否需要一次徹底的范式轉移：從單純的“治病”，轉向真正的“進化”？

但必須立刻聲明的是：人類進化的航道同樣充滿危險。我們需要的不是魯莽的個人冒險（biohacker），而是復興大航海時代那套真正改變歷史的“發現機制”——把探索從個人賭命，升級為文明協作；把未知從禁區，變成可治理的工程對象。

這套機制至少需要三類角色：

第一類是領航者和水手：用肉身去測繪邊界的人。

他們不是實驗室里的耗材，而應當被理解為大航海時代的水手與測繪師：在船長（科學家、醫生、工程師）帶領下進入前沿試驗，把未知的深海變成可讀的海圖。他們用自身承擔的風險，換取全人類的路徑信息——哪里有暗礁，哪里有洋流，哪里值得登陸，哪里必須繞行。這樣的探索者不該被視為怪物，更不該被道德羞辱；他們是文明的測繪隊。我們必須為他們設計一整套制度性保障：醫療支持、長期隨訪、退出權、風險補償與收益分享，讓“探險”不再是被迫的犧牲，而是被尊重、可追溯、可兌現的貢獻。

第二類是投資者與承保者：把風險分攤成可承受的人。

大航海的興起靠的不是勇氣本身，而是勇氣背后的金融與制度：資本、保險、合伙制、失敗的可承受性。今天的資本不該只盯著下個季度可兌現的流量算法，而應支持那些能提升人類能級、卻必然伴隨高失敗率的嘗試。我們需要真正的“探索承保體系”：失敗補償基金、分層風險池、長期責任保險、不可預期損害的托底機制——讓探索從個人孤注一擲，變成一次代價可分攤、風險可對沖的文明協同。

第三類是立法者：寫下航海憲章的人。

他們不是來堵死航道，而是來劃定紅線、定義責任、建立可審計的秩序。我主張的不是“放開一切”，而是“把進化變成可治理的工程”。憲章至少應確立四條硬規則：

其一，人格連續性與責任連續性：無論技術如何增強，都必須保留“承擔者”的連續存在，不能用技術抹掉后悔、逃避責任、刪除情感，讓人從主體退化為工具。

其二，代價真實性與外部性約束：收益不能以無辜者承擔代價為前提；不允許把風險外包給弱者，把紅利固化為階級壁壘。進化航道必須多元開放，否則所謂“增強”只會成為階層固化的新鎧甲。

其三，可逆性優先：優先允許可退出、可撤回、可修復的干預；對不可逆改造設置更高門檻與更嚴監管。

其四，信息強制公開化：風險之所以能被組織化，正因為信息能夠被公共化、被審計、被復用：測量—記錄—定價—協作—復盤，缺一不可。

當然，在這場生物深海的探索中，技術推動是必要條件，就像大航海時代對船體、火炮、經緯度與導航學的革命一樣。而在今天，最關鍵的推進器之一，恰恰是人工智能本身。

但我這里所說的人工智能，并不是人們熟悉的那種“生成式 AI”——它們更多在既有知識庫里寫詩作畫、回答問題、做家務、上流水線，爭奪的是當下的人類崗位與機會。真正配得上“航海推進器”的智能，應該像科學家一樣在未知的數據海洋里完成三件事：提出可證偽的假設、進行邏輯查證、完成因果推演。它應當幫助探險隊在茫茫基因組、代謝通路、分子相互作用與臨床現象之間，鎖定可能的“新大陸航道”：線粒體的能量秘密、細胞衰老背后的代謝黑箱、免疫系統的誤判機制、材料與能源的極限邊界……它不是來替代人類意義，而是來擴展人類可以承擔意義的空間——讓“承擔”有更長的壽命、更寬的帶寬、更穩定的健康跨度作為底座。

“我選擇，我承擔。”這不僅是一句個人信條，更是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必須具備的文明勇氣：當外部海權已至，我們不能用停滯換取短暫的倫理寧靜；我們需要用制度把冒險變得可治理，用數據集把失敗變得可復用，用憲章把紅線變得可執行。我們的這具肉體，不應只是等待被維修的舊零件，它應當是一艘正待起航的旗艦。我們應該重新喚醒探索精神，配上保險，寫下憲章，揚起發現式智能的風帆——我們終將找到那片“新大陸”：讓碳基生命在保持其獨特人性與責任的前提下，擁有與硅基智能并肩而行的未來主權。

關注陳天橋個人博客 https://chennative.ai/，在這里你可以看到更多他對AI時代人類未來的深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