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特工錢壯飛暴露前，故意留下字條，特務頭子徐恩曾卻無可奈何

一張字條，一個特務頭子的恐懼與抉擇———徐恩曾視角下的“錢壯飛留箋”事件。

1931年4月27日的清晨，我（徐恩曾）在南京正元實業社的辦公室里，發現了那張字條。

紙張平整，墨跡未干，是我熟悉的、下屬錢壯飛那手秀逸的行楷：

短短數語，卻像一記悶雷擊在胸口。

“行色匆匆”——他走了，就在我眼皮底下。

“政見之爭”——他說得輕巧，這哪里是政見，這是生死臥底！

最致命的是最后一句：“先生之穢行，一旦披露報端，悔之晚矣。”

我知道，這不是虛張聲勢。錢壯飛在我身邊三年，擔任我的機要秘書，我的一切他幾乎都了如指掌。他敢留下這字條，是因為他手里真的握著能讓我身敗名裂的東西。

1928年，我在上海主持無線電管理局，急需可靠的人才。錢壯飛那時以第一名考進訓練班，才華出眾，又是浙江同鄉，言談舉止穩重得體。

我甚至將許多機密電報交給他處理，包括那個至關重要的密碼本——后來才知道，他早已趁我不在時復制了一份。

我信任他，是因為他從未表現出任何“紅色”痕跡。他善于交際，處理事務井井有條，甚至幫我打點一些私人賬目。

我以為找到了最得力的助手，卻不知自己將一條致命的“暗線”引到了情報心臟。

錢壯飛所說的“穢行”，絕非空穴來風。它至少包含三層：

1. 私生活糜爛：我性好漁色，周末常丟下公務去尋歡作樂，這正是錢壯飛多次獨自值班、截獲密電的機會。這些風流韻事若被小報渲染，足以讓我在黨內外顏面掃地。

2. 貪污公款與投機倒把：利用職務之便，我在情報經費、物資采購中撈取好處，甚至參與市場投機。這些勾當，經手的賬目、票據，錢壯飛都可能留下記錄。

3. 黨內傾軋：為了鞏固地位，我積極參與國民黨內派系斗爭，得罪了不少高層人士。這些內部丑惡交易一旦曝光，不僅我會成為派系斗爭的犧牲品，還可能牽連我的后臺陳立夫。

錢壯飛的警告精準狠辣：他不是在求情，而是在交易——用我的政治生命，換他家人的安全。

看到字條的瞬間，憤怒首先涌上心頭。我立即下令抓捕錢壯飛，但只抓到了他的女婿劉杞夫和另一位關聯同志。抓住他們容易，但接下來呢？

恐懼隨即壓倒了憤怒。

如果錢壯飛真的將那些丑行捅給報紙，特別是在蔣介石正在整頓紀律、強調“禮義廉恥”的關頭，我的政治生涯很可能就此終結。更可怕的是，陳立夫先生可能會為了自保而棄卒保車。

我不得不請示陳立夫。他的反應很微妙：默許我放人。這其實是一種默認為妥協——深究下去，我自己“用人失察、泄露密電”的責任同樣難逃追究。

這是一場冰冷的算計。

殺害錢壯飛的家人，固然能泄憤，但會換來一個瘋狂敵人不計代價的報復，而我最大的軟肋（穢行）已暴露在外。

釋放他們，雖然面上無光，卻能暫時封住錢壯飛之口，保住我的位置和秘密。

在政治生存面前，個人的羞辱感必須讓步。

我最終釋放了劉杞夫等人。但這件事成了我心頭一根拔不掉的刺。

1. 對上級隱瞞：我向蔣介石隱瞞了錢壯飛是中共潛伏人員的真相，尤其不敢提他可能已復制密碼本并破譯大量密電。因為一旦承認，我失職之罪遠大于共諜潛伏之罪。

2. 密碼之殤：正因為不敢徹底清查和更換密碼系統，紅軍在后續反“圍剿”和長征中，仍能通過無線電偵聽掌握我軍動向。這或許是錢壯飛留給中共的最后一記“暗器”。

錢壯飛之所以敢在暴露前留下這封直指軟肋的字條，絕非一時沖動。這是基于他對我（徐恩曾）人性與處境極度精準的洞察：

他深知國民黨特務體系的腐敗本質：這個體系并非鐵板一塊，而是充滿了私利、派系和丑聞。摧毀一個特務頭子，往往不需要槍炮，只需要曝光其內部的骯臟。

他看透了我“政治人格”的雙重性：對外，我是冷酷的特務頭子；對內，我是一個懼怕丑聞、依賴派系、貪戀權位的官僚。我的權力看似強大，實則建立在脆弱的黑幕之上。

他掌握了“信息威懾”的法則：在情報世界中，最致命的武器不是子彈，而是秘密。他將自己掌握的“秘密”轉化為一種威懾性資產，在撤離后依然能遠程保護家人。

這張字條，因此成為中共隱蔽戰線史上一次經典的心理戰案例。它告訴我們，真正的權力有時并不屬于握有槍桿的人，而屬于那些看穿并握住對方弱點的人。

對我（徐恩曾）而言，那張字條是一面鏡子，照見了自己光鮮制服下的穢行，也照見了在這場隱秘戰爭中，自己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