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11日,因為妻子在租的房子里買了一臺洗碗機,我與她大吵了一架,晚飯喝了不少酒,直接醉倒在了餐桌上。等我醒來的時候,我發現我成為了馬云,日歷顯示:1999年1月11日。
這時候一個大膽的想法在我腦海里出現,我能不能也創辦出阿里巴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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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時正在外經貿部做一個政府網站項目,當天下午,一個溫州老板跟我吐槽說:“馬老師,我們廠做的打火機,質量比Zippo還好,但老外不知道我們,只能貼牌,賺幾毛錢。”
中國有這么多好企業,卻連個“說話”的地方都沒有。那時候,互聯網剛興起,很多人還不知道“上網”是干啥的,我意識到我的機會來了。
1999年初,我回杭州,跟妻子說:“我要創業,做一家讓中國中小企業能在網上賣貨到全世界的公司。”
她看著我,半晌說:“你連電腦都用不利索,做互聯網?”
我笑了:“正因為我懂企業,不懂技術,才更該做。”
想做事沒有人不行,于是我開始給人畫大餅,尋找一起做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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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個找的是孫彤宇。他在杭州電子工業學院教書,技術好,人實在。
我請他吃飯,說:“來跟我干,月薪500塊,沒獎金,沒保險,可能半年發不出工資。”
他問:“干啥?”
我說:“做網站,讓中國的小企業能在網上賣貨到全世界。”
或許是我把前途描繪的太好了,他想了一晚上后,第二天回我:“干。”
找的第二個人是金建杭,我以前的同事。
他問我:“你有多少錢?”
我說:“兩萬,我跟家里湊的。”
他說:“行,我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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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找的是彭蕾。她本來在杭州商學院當老師,我跟她說:“來幫我管人事和財務吧,但可能你要自己買泡面、記賬、發工資、管水電。”
她笑了:“那我不就是保姆?”
我說:“對,但你是未來千億公司的保姆。”
后來她偷偷問我:“你連財務報表都看不懂,怎么做公司?”我告訴她:“所以你要來幫我看啊!”
接下來是工程師吳泳銘,他原本在外企拿兩萬月薪,我給他看《福布斯》雜志上亞馬遜的報道:“未來你孩子會說,我爸參與過這個。”
他想了想,同意了。
我又找到年輕的周悅虹,她浙江大學計算機系剛畢業,跟她說完之后,她立馬說行,沒想到他爸打電話罵我:“馬云你是不是搞傳銷?”但最終她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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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我陸陸續續的找到了17個伙伴,1999年大年初五,在杭州湖畔花園我那套150平的房子里,開了第一次“董事會”。
沒有像樣的桌子,大家圍著茶幾,坐在地板上,喝著我泡的龍井,聊了一天。
我跟他們說:咱們要做一個網站,要建一個沒有國界的交易平臺,要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就這樣阿里巴巴成立了
我們沒有多余的錢去租辦公室,就在我的房子里辦公。客廳當會議室,臥室當機房。在墻上貼上了我們的口號“發展中國電子商務”“客戶第一”“永不放棄”。
我們沒有像樣的服務器,就買了一臺深圳電信機房淘汰的二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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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做的第一個產品,是“中國黃頁”的升級版,幫中小企業建英文網站,讓老外能看到他們。
相比于技術方面的難題,找廠家是最難的。很多企業都不信:“網上能賣貨?騙人的吧?”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我們只能挨家挨戶跑。
我帶著人,騎著自行車,穿梭在杭州的大街小巷,見那些開小工廠、做外貿的老板。
“老板,我們免費幫你建網站,不收錢。”
“我們幫你拍產品照,寫英文介紹。”
“你只要提供產品,剩下的我們做。”
有個做玩具的老板把我們名片扔進垃圾桶,還說:“網絡都是騙人的!”我在垃圾堆里把名片撿回來,李琪說:“馬老師,下次我自己扔,撿起來不丟人。”
我沒有放棄,我知道有不相信我們的老板,也會有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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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做襪子的老板,他聽完我說“把你的襪子放到網上賣”,差點把我趕出去。
妹子說“我這襪子在批發市場賣得好好的,用你那破網干啥?”
我就坐在他那堆滿襪子的倉庫里,跟他聊了兩個小時,舉例子說“你現在只能賣給杭州的批發商,網上能賣給北京、廣州的,甚至國外的”,最后她半信半疑地說“那我試試?”
下午如果沒外出,我就翻客戶資料,給那些猶豫要不要上網的老板打電話。
有個義烏的小商品老板,我打了17次電話,每次他都罵我“騙子”,第18次的時候,他說“你再煩我,我就報警了”。
我趕緊說“我免費幫你建個網頁,賣不出去不要錢”,他才勉強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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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個紹興做領帶的老板,在我的勸說下,我們幫他拍了30款領帶,上傳到網站。
三個月后,他接到第一單德國客戶,要5000條。
他打電話給我,聲音發抖:“馬老師,錢到賬了,歐元!”
我們全隊在電話這頭跳起來,像中了彩票。
有了客戶后,客服就必須得跟上了。
彭蕾管人事兼客服,每天接30多個電話:
“你們是不是騙子?”
“我上傳的照片怎么不見了?”
“老外怎么聯系我?”
我告訴她一邊記,一邊改流程,一邊培訓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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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方面,就孫彤宇和兩個程序員。我讓他們干的事特別具體:
寫企業注冊系統,改了八版,因為總有人注冊失敗;
做產品上傳功能,一個“上傳圖片”按鈕,調了五天;
搞搜索,最早連“shirt”都搜不出“T-shirt”,我們自己一個個試關鍵詞。
在這期間,還遇到一個問題,服務器崩了。我趕緊過去看,孫彤宇正蹲在地上,用風扇給服務器吹風,一邊修一邊罵:“這破路由,再買個貴點的行不行?”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當場就批了兩萬,買了新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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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工作,晚上我們也不閑著,晚上9點,所有人圍客廳,吃泡面或盒飯開會。
第一件事情,就是統計,新增企業、新增產品、用戶反饋、系統崩潰次數……。
其他的可以等,但技術方面不能等,最早網站加載要20秒。外國客戶一打開,直接關掉。
于是我讓他們壓縮圖片,簡化頁面,甚至把英文介紹縮成關鍵詞。之后我們把加載速度從20秒干到5秒。
第二件事就是“吹牛”,我知道未來的前景有多好,我就開吹:
“以后阿里巴巴要讓每個村都有人上網賣貨。”
“我們要做中國的互聯網名片,老外想買中國貨,第一個就上阿里。”
“有一天,人們會說‘上阿里’,就像說‘喝水’一樣自然。”
他們聽完,雖然累得不行,但眼睛是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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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我們迎來了斷糧危機,我們每個人月薪就500塊,還經常拖到月底才發。我總跟他們說“大家再忍忍,等拿到投資就好了”。
1999年7月,賬上只剩3萬塊,連下季度機房托管費都不夠。
我告訴他們:“明天開始,市場部全部去四季青服裝市場擺攤,幫店主拍產品照片,一張收20塊!”
設計師韓敏抱著相機哭:“我復旦畢業不是來當照相館小妹的!”
結果那個月靠拍照掙了2萬8,買了三臺戴爾服務器。
9月份,硅谷來了個風投,在我們辦公室轉了10分鐘說:“你們連商業計劃書都沒有。”
臨走時指著墻上的世界地圖:“中國公司不可能做全球生意。”
那天晚上,彭蕾把地圖撕下來,我用紅筆在杭州畫了個圈:“以后這里會是世界電商中心。”
為了快速的開拓市場,我開始找投資,見了37家VC,全被拒了。
有個人跟我說:“馬云,你這項目,連‘中國互聯網’四個字都寫不對,還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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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的時候,我去找了蔡崇信,他哈佛畢業,華爾街回來的,我請他吃飯,說:“來幫我,月薪500。”
他老婆差點跟我翻臉:“你瘋了?他年薪百萬美金,你給500?”
但蔡崇信想了兩周,說:“我信你這個人,也信這件事,我干。”
蔡崇信來了后,我們第一次開股權分配會。他跪在地板上用記號筆寫股權結構,汗把白襯衫浸透了。寫到第四條,他突然抬頭問:“馬云,你給我寫多少?”
我說:“你定,比我多就行。”他愣了幾秒,在板上給自己寫了2.5%。
那個瞬間我知道,這個人把命押給我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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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底,在蔡崇信的引薦下,我認識了孫正義,他聽完我的項目,當即決定要投資3500萬美元,但我只讓他投了2000萬。
轉眼到了2000年2月,美國《商業周刊》記者突然找上門。
原來他們在阿里巴巴網站發現一條恐怖分子武器廣告,其實是虛假信息,想曝光我們。
我咬牙說:“請用整個版面報道,但必須寫清這是用戶違規,我們已刪除。”
2天后,雜志出版,結果引來5000封海外企業咨詢郵件。
周悅虹用一臺IBM筆記本連夜回復。李琪抱著雜志哭:“原來全世界真的能看到我們。”
此時的我沒有得意,因為我知道,我必須要加快行動了,因為互聯網泡沫要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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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底,互聯網泡沫破滅的寒氣終于撲到臉上。納斯達克指數跌去一半,之前追著我們的30多家風投,電話全成了忙音。
那天晚上開會,我在白板上畫了三個圈:
1.活下去(停掉所有付費推廣,員工工資打七折)。
2.跪著賺錢(給企業做網站,一個收兩萬)。
3.憋著氣(B2B核心團隊不減反增,從7人加到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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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開春,我們啟動了“中供鐵軍”計劃。我帶著市場部全部人馬,在義烏工商局門口支了個攤。
有個做襪子的老板娘問:“上網能多賣幾雙?”
我拿起計算器按給她看:“你攤位一天來100個客人,網站一天能來1萬個。”她撇嘴:“吹牛!”
當天下午,我和孫彤宇做了件瘋狂的事,租了輛三輪車,拉著電腦和打印機,跑到義烏國際商貿城,一家一家拍產品照片。
保安攆我們,就換個樓層繼續拍。晚上回旅館,孫彤宇給照片分類時突然大笑:“馬老師,今天拍了307雙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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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轉機在廣交會。我們沒錢租展位,就在會場門口發傳單。城管來抓,我們抱著宣傳冊跳進綠化帶。
最后是李旭暉想了個法子,他找到會場廁所對面的垃圾桶,在旁邊豎了塊“阿里巴巴信息查詢點”的紙牌。
結果三天下來,那個垃圾桶前圍了上百個外商:“你們這個‘垃圾桶網站’怎么注冊?”
2001年7月,賬上再次歸零。我在杭州玉泉山莊包了個會議室,開了三天閉門會,我叫它“阿里遵義會議”。
第一天吵崩了。吳泳銘拍桌子:“必須砍掉英文站!美國人都破產了誰買中國貨?”
彭蕾摔本子:“砍了英文站我們跟鄉鎮企業網站有什么區別?”
吵到深夜,廚師進來問要不要熱菜,看見滿地煙頭又退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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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黎明前,我推開窗戶看見看門大爺在掃落葉,突然想起他說過:“葉子落了樹才死不了。”轉身在黑板上寫:
1.不裁員(但全員降薪30%)。
2.不砍業務(反而加投50萬升級英文站)。
3.不撤退(把香港辦公室遷到深圳,省下的錢給技術部買服務器)。
蔡崇信站起來說:“我同意,但要把我的薪水降到1塊錢。”然后一個接一個,18個人全部簽字降薪。
2001年9月,會員數突破100萬。2002年底,我們第一次盈利,8.7萬人民幣。彭蕾指著路燈下的雪花說:“像不像當年在長城上看到的雪?”
其實那年長城根本沒下雪,但所有人都點頭。有些記憶,會在苦難里自己長出光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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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阿里巴巴B2B業務已經初見起色,但我和團隊始終在思考:中國真正的商業未來在哪里?
我們想要的,不是一個簡單的“網上跳蚤市場”,而是一個讓普通人也能做生意、讓買家敢買、賣家能信的平臺。這個念頭,像火種一樣,在我心里燒了整整一年。
2003年初,我召集了七個最信任的伙伴,在杭州湖畔花園一套未裝修的民宅里,關起門開了三天會。我說:“我們要做一件誰都不信的事——做中國的C2C平臺,名字就叫‘淘寶’。”
(欲知后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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