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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智元報道
編輯:元宇
【新智元導讀】一邊踩油門沖刺AGI,一邊按喇叭預警:小心前面懸崖!Anthropic創始人Dario Amodei曾因預言「未來5年內AI可能消滅近一半初級白領崗位」而被貼上「末日預言家」標簽,但他又因打造Claude身家數十億美元。
離火焰越近,越知道它不僅能取暖,還可能會燒傷人。
Anthropic創始人Dario Amodei看待AI,也許正是這種「既焦慮又興奮」的心態。
他既興奮于AI技術的潛力,相信AI有機會把醫學與科學推到極限,甚至讓人類壽命能夠逼近150年。
同時,他又擔心AI可能帶來的風險,提醒社會要為失業、模型對齊、經濟沖擊等可能出現的問題做準備。
這種矛盾讓Dario身上兼具了「AI加速者」和「AI末日論者」兩種看似對立的角色。
一方面,他創辦的Anthropic為加速打造更強AI投入(籌集)數百億美元,并計劃最早于2026年進行IPO。
他本人也是AGI激進的預言者,他認為強大AI系統最早可能在2026出現,并在未來2—3年內在「幾乎所有方面」超過「幾乎所有人」。
另一方面,他又大膽預警未來5年內AI可能會讓一半的入門級白領崗位消失,并導致失業率飆升至20%。
他關于AI可能導致白領大規模失業的言論,也「惹怒」了許多AI領域的大佬。
比如,英偉達CEO黃仁勛就曾公開表示,他「幾乎完全不同意」Dario上述關于AI導致失業的言論,認為這有點「只許自己搞AI才安全」的味道,并用「別在小黑屋里做,然后告訴我它是安全的」來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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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末日論者」的誕生
由于Dario頻頻為AI風險預警,人們為他貼上了一個簡單粗暴的標簽:「doomer」(末日預言家、唱衰者、掃興的人)。
但Dario拒絕接受這一標簽。
他解釋道:自己發出警告并不是為了當什么末日預言家,而是因為這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他直言真正建造AI的人,既對它的潛力興奮,但又擔心它的風險,比如可能帶來的模型對齊問題、經濟影響(失業沖擊)等。
因此,Dario預警的本意不是要唱衰AI,而是提醒人們提前認清楚它的「代價」。
很多人以為Dario「談安全」是商業策略、公關,是為了爭取監管話語權。
其實他對于安全的「執念」,可能與他早年的經歷也是分不開的。
他在普林斯頓讀研時,父親Riccardo Amodei因罕見疾病去世。令人意外的是,這種病的存活率,卻在他父親去世后短短幾年里就快速提升。
這成了Dario人生的一個關鍵轉折點,不僅讓他的研究方向從理論物理轉向生物物理,同時也成了他一生銘記的一個教訓。
這也是為什么當外界批評他「這家伙是個doomer,他想讓一切慢下來」時,會真正令他憤怒。
在他看來,父親的去世,正是因為那些治療方法本可以在早幾年出現,而這正是技術進步可能帶來的益處。
也正是這段經歷,讓Dario對「技術」形成了一種更為復雜的信仰:
技術救命,但技術也可能因為失控而傷害生命。他既無法接受「慢」,也無法接受「失控」。
這也是他調和「AI加速者」與「AI末日論者」兩種角色沖突背后的底層邏輯:
他并不是反對加速,只是反對盲目加速。
他要的是「早一點出現的療法」,同時也是「不會反噬的療法」。
這一邏輯,也成為他日后離開OpenAI創立Anthropic的深層原因。
從OpenAI研究副總裁
到「Claude之父」
OpenAI的故事,最早要追溯到2015年在加州門洛帕克Rosewood Sand Hill酒店的一場小型晚宴上。
當時的馬斯克和奧特曼共同組織了一場晚宴,召集了一群頂尖AI思想者,計劃成立一個新的AI實驗室去挑戰Google的DeepMind。
這個新的AI實驗室也就是后來的OpenAI。
當時的Dario也在場,但他并沒有加入這個實驗室,而是去了Google。
他在Google擔任高級研究科學家,作為Google Brain的深度學習研究員,致力于拓展神經網絡的能力。
在此期間,他發表了備受認可的研究,梳理了AI進步可能帶來的擔憂。
10個月后,Dario離開Google,加入了OpenAI。
在OpenAI,他領導了GPT-2和GPT-3的開發工作,并帶領多個團隊專注于長期安全性研究。
這段經歷讓Dario更堅定地相信規模化的力量,但也進一步強化了他想把AI進步與安全綁定在一起的愿望。
他認為僅靠向大模型里「灌」更多算力,是堆不出模型的「價值觀」的。
因此,需要考慮如何將人類偏好與價值觀嵌入未來更強大的AI系統中。
逐漸地,Dario與OpenAI的領導層在這方面的分歧變得不可調和。
2020年,在升任OpenAI研究副總裁后,Dario辭職離開。
離開后到第二年,Dario Amodei與妹妹Daniela Amodei以及另外幾位前OpenAI員工共同創辦了Anthr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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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io Amodei(左)與妹妹Daniela Amodei(右)
這個創始團隊之間的關系特別緊密,其中一些人甚至當年在OpenAI工作時就是室友。
這種團結對于Anthropic的快速起步非常有益。
Dario表示,到2022年夏天,他們已經完成了聊天機器人Claude的訓練,卻一度選擇暫緩發布。
幾個月后,OpenAI發布了ChatGPT。
在ChatGPT發布后約3個月以后,Anthropic才推出Claude,并逐漸因為編程能力而建立起一批忠實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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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io事后也承認,他曾懷疑這樣做是否正確,因為這可能導致Anthropic錯過了與OpenAI競爭的時間窗口期。
在他的帶領下,Anthropic成立僅僅兩年多就成了獨角獸。
如今,Anthropic已經發展成為AI競賽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在硅谷,也有不少人對比這兩家AI初創公司,討論Anthropic是否能追上OpenAI。
與OpenAI不同,Anthropic主要面向企業客戶,而不是像OpenAI那樣主要面向消費者(當然,OpenAI目前也在向企業級市場發力,去年11月OpenAI官方宣布其企業客戶數已突破100萬)。
Dario認為Anthropic專注企業客戶,使其擁有「更持久」的收入來源,且「利潤率」優于那些更偏向消費者產品的競爭對手。
Dario稱,Anthropic的訓練效率和推理效率都很高,如果努力管理好風險,同時也購買足夠的算力,就能在競爭中不落后于其他玩家,「勝算在我們這邊」。
據路透社報道,知情人士透露Anthropic有望在2025年底前實現內部設定的90億美元年化營收目標,并預測其2026年年化營收增長將接近3倍,目標區間約為200–26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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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Amodei兄妹以及其余聯合創始人,都因公司估值而成為億萬富翁。
據福布斯估計,截至去年12月中旬,Dario Amodei的身家大約為37億美元。
批評同行「YOLO」
呼吁守住AI快車的「方向盤」
Dario表示,Anthropic正在兩件事之間謹慎地走鋼絲:
建設數據中心所需的巨額投資,以及公司過度擴張的風險。
這兩件事,也代表了公眾對AI泡沫的普遍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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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io曾多次「不點名」地批評一些同行在算力與數據中心投資上過于激進,像是在「YOLO(You Only Live Once,你只活一次,網絡語境里常指及時行樂、干了再說)」,認為這種行為是「把風險旋鈕擰過頭」。
2025年11月Google發布Gemini 3后,OpenAI在12月初內部發出「code red」動員以加速改進ChatGPT。
對此,Dario表示我們不需要搞「code red」,他強調Anthropic將以「更負責任地管理」與企業市場定位尋求差異化突破。
相比較「code red」這種突擊式的革新,他更看重的是可以持續增長、持續開發模型。
去年11月,Anthropic宣布將花300億美元購買微軟Azure的算力,這使得它成為能同時上AWS、Google Cloud、Microsoft Azure三大云平臺的模型提供方。
不止是同行之間,Dario也曾在AI監管政策方面,和白宮層面產生過觀點交鋒。
當時在相關法案談判中曾出現「聯邦預先排除州級AI監管」的提案并引發爭議。
Dario批評這種做法,認為這好比正在開車,卻要把方向盤拆下來,因為認準自己未來10年都不需要轉向。
早期的AI啟蒙
2011年,Dario在普林斯頓獲得了物理學博士學位。
在斯坦福大學醫學院做博士后研究期間,他的研究方向,是將生物醫學數據用于構建與分析細胞蛋白質組的網絡模型。
這段經歷,讓他看到了AI在研究領域的潛力。
它可以幫助像他這樣的研究者去攻克生物學里那些看起來「大到人力根本搞不定」的問題。
2014年,Dario被時任斯坦福計算機科學系副教授、百度首席科學家的Andrew Ng(吳恩達)招募加入百度。
在百度做語音識別系統時,Dario初步形成了對AI規模化的直覺。
他曾在一次播客中提到那段經歷,當時沒有精確測量,但他和同事們已經非常強烈地形成了一種非正式的直觀認識:
投入到這些模型里的數據越多、算力越多、訓練越多,它們表現就越好。
和奧特曼一樣,Dario Amodei也是一位「80后」。
1983年,他出生在舊金山。
他的母親Elena Engel從事圖書館翻新與建設項目相關工作;父親Riccardo Amodei是一名皮革工匠,在意大利厄爾巴島附近的一個小鎮長大。
在他的妹妹Daniela Amodei眼中,哥哥從小便顯得很聰明,經常會一整天數數字,看自己能數到多高。
對于一名3歲小孩來說,這種專注力極其罕見。
也許正是這種天賦,造就了日后Dario Amodei在AI領域的成就。
參考資料: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dario-amod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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