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帶無哲學”，是來自溫帶的偏見

我在高中的時候，有一次上英語課要準備英文詩朗誦，我選了莎士比亞的《第18首十四行詩》。這首詩寫道：

“我可能把你和夏天相比擬？

你比夏天更可愛更溫和：

狂風會把五月的花苞吹落地

夏天也嫌太短促，匆匆而過。

有時太陽照得太熱，

常常又遮暗他的金色的臉；

美的事物總不免要凋落，

偶然的，或是隨自然變化而流轉。

但是你的永恒之夏不會褪色，”

我當時就有點納悶，夏天明明是非常漫長且炎熱的，在夏天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在室內吹空調，這個酷熱的夏天怎么會是美好的呢？

后來，我雖然沒有真的去過英國，但了解到英國的溫帶海洋性氣候，方才理解了莎士比亞——英國的冬季漫長，陰沉而致郁，而英國的夏天白晝最長、萬物生長，又沒有那么的炎熱，是英國最美好的季節。有關夏天的想象與寫作，會因為氣候的不同而不同。

第二個有意思的事情，在我讀研的時候，我去深圳的一個幼兒園調查，那里有一位老師是來自河南的，他跟我介紹了幼兒園獨特的布置：深圳夏天長久而沒有冬天，在冬天也是一大片綠色，在這里感受不到四季變化。為了讓孩子們即使在深圳也感受到四季的不同，所以呢，我們幼兒園會在不同季節擺放相應的植物和裝飾，讓孩子們即使在深圳也感受到四季的變化，有對四季的概念。

這次交流結束之后，我想到一個問題：如果我們一直生活在廣州和深圳，那平時我們習慣的氣候條件就是長夏無冬，很難體驗到寒冬和冰雪的存在。要在這里給孩子們營造北方的“四季”觀念，這是否是老師要把自己的生活背景和觀念代入給異鄉的學生呢？或許一年的“四季分明”是理所當然的，接近熱帶的深圳的“長夏無冬”才是一種例外情況？

回到正題。

前些天在小紅書上我看到幾個推文，標題大概是“熱帶沒有哲學”，內容大意是這樣的：

熱帶地區因溫度較高，人們更依賴感官經驗，無法形成以思辨、理性為基礎的體系化哲學。熱帶實在是“太熱了，沒有哲思只有體感”，在炎熱帶來的極致的感官刺激下，那些關于人生意義、未來規劃的抽象思考會自然消散，只剩下對當下的純粹感知。

這個命題看似浪漫，卻經不起嚴謹的推敲。要反駁它，我們首先需要厘清兩個核心問題：何為熱帶？熱帶真的沒有哲學嗎？

什么是熱帶呢？從地理的角度來講，熱帶主要指的是赤道以北約23.5°北緯（北回歸線）至赤道以南約23.5°南緯（南回歸線）之間的區域。熱帶也是地球上光照最強、年平均氣溫最高的一片區域，每年分為雨季和旱季。東南亞、加勒比群島、非洲熱帶區域、印度大部、拉丁美洲熱帶區域、太平洋熱帶區域諸島都屬于熱帶。

而在這些地理區域中，誕生了許多被我們所公認的哲學家。比如我們所熟知的印度的泰戈爾、圣雄甘地，來自加勒比海群島，提出“被殖民者的精神現象學”的弗朗茨·法農 (Frantz Fanon, 1925-1961)； 來自巴西，提出“被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的保羅·弗萊雷 (Paulo Freire, 1921-1997)，還有來自熱帶非洲的夸梅·恩克魯瑪 (Kwame Nkrumah, 1909-1972)、夸西·威雷杜 (Kwasi Wiredu, 1931-2022)等等。

受限于篇幅，在這里我當然無法對這些思想家的思想一一贅述，但正是他們的思想使得有關哲學的“氣候決定論”不攻自破。而正是熱帶地區作為殖民剝削和全球權力斗爭前沿的特殊歷史地位，賦予了這里的思想家一種獨特的、來自邊緣的批判視角。

“熱帶無哲學”反而是來自于溫帶中心主義的、地理決定論式的偏見。在地理決定論下，熱帶人群因炎熱氣候而“懶散”，溫帶人群因嚴寒而“堅韌而理性”。這樣的論調顯然站不住腳，它的背后其實還藏著更深一層的話語霸權。 “溫帶中心主義”的說法，首先確立了一個標準（即希臘-歐洲的哲學范式），然后將這個標準普世化，用以衡量所有其他文明。在這種標準下，那些不完全符合此標準的思想傳統，比如說更側重倫理實踐的中國哲學思想，可能就不被西方思想界視為“哲學”。

回到西方思想對于熱帶的想象中來。

西方思想史的主流敘事長期以來將非洲大陸描繪成一個沒有歷史、沒有理性、沒有哲學的“黑暗大陸”。大衛·休謨（David Hume）、黑格爾（G.W.F. Hegel）等西方哲學家曾公開否認非洲人具有進行哲學思考的能力，并流傳著“理性是希臘的，情感是非洲的”這類充滿種族主義色彩的論斷。

說到這里，我就要提到這個很有意思的概念，“熱帶性”（Tropics）。

什么是熱帶性呢？

如同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所剖析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樣，“熱帶性”指的是西方（尤其是溫帶文明）如何將熱帶地區建構為“異域他者”（Exotic Other）的過程

最早開始對熱帶進行研究的是法國地理學家皮埃爾·古羅，他的《熱帶國家》（Les Pays Tropicaux）試圖為紛繁復雜的熱帶世界建立一個統一的、科學的分析框架。然而，正是古羅作品的權威性，使其成為后來批判者的主要靶子。大衛·阿諾德認為，古羅的著作盡管充滿細節，但其深層邏輯依然嵌在殖民主義視角中。他將熱帶描繪為一個本質上存在問題的區域——土壤貧瘠、疾病橫行、農業和科技落后、社會極其“傳統”——這些“問題”需要外部的（通常是西方的）知識、技術和管理來“解決” 。這種論述無形中強化了熱帶地區的“自卑情結”，并為來自歐洲的殖民提供了合法性。因此，古羅的著作成為了“熱帶性”話語在學術領域最精致、最科學的體現，也成為了后殖民批判的典型標本。

后來的大衛·阿諾德（David Arnold）則將“熱帶性”轉向批判性研究。在《熱帶性與帝國想象》（The Tropics and the Imperial Imagination）中，阿諾德將熱帶性定義為一種?“想象中的空間”?。阿諾德認為，熱帶性與東方主義不同之處在于，它具有強烈的環境視角，將熱帶環境（如氣候、植被、動物）與人類文明進程緊密糾纏在一起。

殖民者的寫作將歐洲（溫帶）塑造為“溫和的”、“文明的”、“理性的”、“進步的”和“健康的”典范；同時，將熱帶地區描繪為其反面——“炎熱的”、“野蠻的”、“原始的”、“停滯的”、“疾病肆虐的”和“危險的”。

在歐洲殖民者筆下的熱帶想象中，熱帶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且共同存在的形象。一種是理想化的視角或許也就是“伊甸園”：熱帶被描繪為一種“樂園”或“烏托邦”，充滿了豐饒的自然資源、原始的野性美和未被開發的純真。在消極的論述中，熱帶被描述為一種“煉獄”或“病疫之地”，充斥著疾病、野蠻、自然災害和不可理喻的危險。這種視角深受殖民時期“熱帶病”醫學史的影響，將熱帶視為“不可征服”的荒蠻之地

因此，我們能了解到“熱帶無哲學”這一思想的根源，正是從溫帶中心出發，對其他氣候帶文明進行審視的偏見——熱帶是物產豐饒的伊甸園，這里的民眾懶散而無暇也無意識進行思考。

有關我們對熱帶的視角，我覺得有一句更合適的話可以概括：

“理性并非地理的囚徒，在熱帶地區運用理性，其本質也不會發生改變。（Ki-zerbo 1981）”

一個人無論來自熱帶、極地還是溫帶地區，這都無關緊要 —— 因為我們人類皆被賦予思考的能力，進而擁有創造知識的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