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日本普通人是如何面對經濟泡沫破裂的?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得說說日本的還債文化——其核心是驅策驅動、依理約束、自我負責,有著“慎借、延緩、不欠人情、責任自擔”的鮮明特征,這有點像咱們國內60后到80后那代人,大多對負債格外謹慎,尤其忌諱逾期。
在日本,逾期幾乎等同于“人格失格”;更重要的是,日本人覺得欠人情債比欠機構債更羞恥,再加上骨子里“不愿抱怨、怕給別人添麻煩”的底層執念,所以面對巨額債務,日本多數家庭并沒有選擇逃避,而是靠兩個辦法硬熬了過來。
第一個辦法,是截流到極致。就拿佐藤一家來說,他們20年沒出去旅游過,從沒買過正價商品,衣服縫縫補補到實在沒法穿才換,買菜也只挑當季打折的。當時全日本不少負債家庭都是如此,這也讓日本百元店的消費占比從8%飆升到23%,二手市場交易量更是每年遞增10%,衣服、家電等日用品,很多負債家庭都是淘二手的。與此同時,日本的國民儲蓄率也從12%直接沖到了22%。是不是覺得這些場景現在看很熟悉?其實我們走的,也是類似的路。當時日本的負債家庭,真正做到了把能省的每一分錢,都摳出來用來還債。
第二個辦法,是開源不顧體面。50歲的田中,以前是體面的建筑老板,泡沫破裂后,他重新學開出租車;白天妻子去做保潔,晚上還兼職做口罩,女兒周末也去打工。一家人靠著三份收入,硬扛債務壓力。這一時期,日本的多重職業者數量在10年間漲了1.5倍,其中60%都是負債家庭。很多上班族夫妻雙雙打兩份工,在他們看來,體面與否根本不重要,能賺錢還債才是王道。
就這樣,無數日本家庭靠著這份堅持,守住了自己遮風擋雨的家。在他們眼里,只有守住家,才有還清債務的希望。
日本的債務故事講到這里,而我們面對的類似挑戰,我覺得現在才剛剛吹響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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