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合規體系在抗辯重大責任事故罪中的構建與證明價值

過去，企業建立安全管理制度，主要目的是滿足行政監管要求，防范事故本身。一旦發生重大事故，這些制度在刑事追訴面前往往顯得蒼白無力，甚至可能成為證明管理人員“違反規章制度”的反面證據。這是一種被動的、防御性的“管理盾牌”。

但在2026年的今天，隨著“依法可不捕不訴不判”或“從寬處罰”的合規激勵政策在司法實踐中落地生根，企業合規體系的角色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一個真正有效構建和運行的合規體系，可以主動地、積極地為涉罪的企業和個人提供?刑事抗辯的正當性理由?。它從后臺走向前臺，從文件柜走進法庭，化身為律師手中一把鋒利的“辯護利劍”。其核心價值在于：它能夠系統性地證明，事故是?組織體系偶然失效?的悲劇，而非?個人意志支配下的必然惡果?，從而從根本上動搖或減輕刑事歸責的基礎。

第一部分：法理基石——合規體系何以能夠成為刑事抗辯事由?

要運用合規體系進行抗辯，必須首先理解其刑法與刑事訴訟法上的依據。

切割單位意志與個人責任?：重大責任事故罪追究的是自然人的刑事責任。一個有效的合規體系，能夠清晰地描繪出企業作為一個組織體的獨立意志和運行規則。當事故發生時，辯護律師可以論證：當事人的行為背離了企業合規體系所要求的正當流程，其違規是個體行為，不能代表單位意志；反之，如果事故源于合規體系本身的固有設計缺陷或執行層面的系統性崩潰，那么責任應首先歸屬于“企業”這個組織體，而非其中的具體個人。這為將個人責任從“無限連帶”中切割出來提供了法理空間。

履行“客觀注意義務”的證明?：刑法上的過失，以違反客觀注意義務為前提。一個科學、完備且被強制執行的安全合規體系，實際上為企業內部人員定義了何為“合理注意”的具體標準。當事人如果能夠證明自己的行為嚴格遵循了該體系的要求，那么他就已經履行了其崗位所能要求的最高標準的客觀注意義務。即使結果發生，也可能屬于“允許的風險”范疇，或因其已盡最大審慎義務而否定過失的存在。

印證“無主觀預見可能性”或“缺乏期待可能性”?：如我在前文《“預見可能性”理論的實踐困境》中所論，主觀過失認定是核心難點。一個運行良好的合規體系，通過清晰的權責劃分、暢通的報告渠道和閉環的整改流程，旨在確保風險信息能夠被及時捕捉和處置。如果當事人能夠證明，他按照體系要求將風險信息上報，但體系未能響應（如整改資金被駁回、風險未被上級重視），那么就能強有力地證明，他已在其認知和能力范圍內采取了行動，對最終事故結果“無法預見”或“無力避免”，從而欠缺主觀可歸責性。

作為量刑的法定及酌定從寬情節?：這是當前司法實踐中最直接、最普遍的切入點。根據相關改革文件，企業建立有效合規體系并承諾整改，可以作為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決定或提出從寬量刑建議的重要依據，也是法院判處緩刑或從輕處罰的關鍵考量因素。這為辯護提供了明確的政策路徑。

第二部分：實戰構建——鍛造一把能在法庭上經受拷問的“合規利劍”?

并非所有自稱“合規”的體系都具有抗辯價值。許多企業的合規體系是“紙面化”、“靜態化”和“孤島化”的，一經刑事程序的嚴格檢驗便千瘡百孔。能為抗辯所用的合規體系，必須從構建之初就瞄準刑事司法的標準。

構建核心一：以“刑事風險”為綱進行逆向設計?

合規體系不能是法律法規的簡單羅列，必須圍繞可能引發重大責任事故罪的?具體刑事風險點?進行逆向構建。例如，針對建筑行業，體系必須深度覆蓋：分包商準入與動態考核、專項施工方案審批與交底、危大工程現場監督、安全措施費用專款專用等高風險環節。每個環節都要有明確的流程、記錄（證據）和問責點。這樣構建的體系，在出事時才能直接對應到具體的失察點或已履行點。

構建核心二：確保權、責、能、利的統一與證據化?

體系必須明確每一個崗位的安全管理職責，并配備與之匹配的?權力?（如叫停權、考核權）、?資源?（如預算、人員）和?能力?（如培訓、授權）。最關鍵的是，這種權責利的配置和運行必須?全程留痕、證據化?。例如，安全總監的年度預算申請及批復記錄、其簽發的停工令及執行情況、其參加的專項培訓證書等。這些證據鏈旨在未來證明：“他不僅有責任，而且被賦予了權力和能力去履行責任，并實際采取了行動。”

構建核心三：建立閉環且可審計的“風險發現-報告-處置-反饋”機制?

這是體系的“靈魂”。一個只能發現風險、卻無法確保風險被處置的體系是無效的。必須建立從一線員工到最高管理層的多渠道、保密的報告路徑（如匿名熱線、直報系統），并確保每一條報告都有唯一的跟蹤編號、處置時限、處理結果和向報告人的反饋。這個閉環的電子或書面記錄，是證明體系在“有效運行”而非“沉睡”的最有力證據。在事故辯護中，它可以用來證明風險信息曾被提出，但被體系的其他環節（或更高層級）所阻滯。

構建核心四：預設“合規抗辯”的應急預案與證據包?

有遠見的企業法務與合規部門，應與外部刑事律師合作，模擬可能發生重大事故的場景，并預先準備“合規抗辯證據包”。這個證據包系統地匯集了能夠證明上述三點（體系完善、權責匹配、運行有效）的所有關鍵文件、記錄和數據。一旦出事，可以在第一時間為辯護律師提供清晰、有力的證據素材，避免倉促應對下的證據缺失。

第三部分：證明路徑——在刑事訴訟各階段將合規價值“證據化”?

構建了有效的體系，更關鍵的是在訴訟中如何將其價值“證明”給辦案機關。這需要一套完整的訴訟策略。

階段一：偵查階段——以合規體系為導向，主動提供證據，塑造案件初印象?

行動?：

在當事人被首次訊問或采取強制措施后，辯護律師應盡快與企業的合規、法務部門協作，整理出與涉案事故直接相關的合規制度文件、當事人的崗位職責說明書、以及能證明當事人遵守該制度的?正面證據?（如他簽批的安全檢查記錄、他主持的安全會議紀要、他上報的風險報告及后續跟蹤記錄）。

目標?：

在律師會見和提交法律意見時，向偵查機關清晰地呈現一個“合規履職者”的形象，初步建立“事故可能與體系運行或個人盡職無關”的合理懷疑，避免偵查方向過早、過窄地鎖定個人故意或重大過失。

階段二：審查起訴階段——依托合規整改，爭取“出罪”或“從寬”?

核心動作：

啟動合規考察申請?。如果案件符合條件，辯護律師應協同企業，正式向檢察機關提交《適用企業合規考察申請書》，并附上詳細的?合規整改計劃?。這份計劃不是空泛承諾，必須直指事故暴露出的?具體合規漏洞?，并提出有針對性、可驗證的整改措施（如升級某個模塊的監控系統、重組某個決策流程、對所有供應商進行重新審計）。

證明價值?：

此時，企業原有的合規體系基礎及事故后真誠、徹底的整改意愿與行動，是說服檢察機關啟動合規考察的關鍵。成功的合規考察結論，將成為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決定或提出大幅從寬量刑建議的最核心依據。

階段三：審判階段——將合規作為無罪或罪輕辯護的立體化基石?

即使案件進入審判，合規體系的證明價值依然巨大。

作為無罪辯護的支撐?：在因果關系或主觀過失存疑的案件中，辯護律師可以運用合規體系證據進行論證。例如：“審判長，我方當事人所在的公司擁有業內領先的、經過國際認證的安全生產管理體系。本案事故的直接原因，是XYZ型號設備的一個全球首次出現的隱性材料疲勞斷裂。我方當事人作為體系內的執行者，已百分之百履行了體系所要求的所有檢查、校驗和報告義務。要求他預見并防范一個超越行業普遍認知和現有技術檢測極限的風險，已超出了刑法上‘預見可能性’的合理范圍。這起事故，是技術極限下的悲劇，而非管理失職下的罪過。”

作為量刑辯護的核心?：在責任難以完全否定時，辯護重點應轉向量刑。律師應向法庭系統呈現：

1.?事前基礎?：企業原有合規體系的完備性（證明非故意漠視安全）；

2.?事后表現?：企業投入巨資、不計成本進行真合規整改的專家報告、第三方監督評估意見；

3.?個人關聯?：當事人作為個體在體系中的正確定位和履職努力。

以此懇請法庭考慮到合規整改的積極社會效果，對當事人適用緩刑或大幅度從輕處罰。

庭上呈現技巧?：將復雜的合規體系，通過?可視化圖表、時間軸、對比表?等方式呈現給法庭。例如，制作“合規體系要求流程vs.本案實際發生流程”對比圖，直觀顯示背離點非當事人所能控制；或呈現“合規整改投入與成效數據圖”，讓法官感受到企業糾錯的決心與代價。

第四部分：前瞻與警示——合規抗辯的雙刃劍效應?

必須清醒認識到，合規體系在抗辯中是一把“雙刃劍”。

正向價值?：如前所述，一個真實、有效、高位運行的合規體系，是強大的“責任切割器”和“刑罰減免券”。

反向風險?：一個形式化、紙面化的“假合規”體系，在專業的公訴人面前，會立刻淪為最致命的證據。它會證明企業及其管理人員存在“故意以合規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或“明知體系無效卻故意裝點門面”的惡劣情節，可能將過失犯罪推向故意犯罪（如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邊界，或導致量刑上的從重處罰。因此，?合規絕不能是“cosplay”，必須是深入骨髓的“基因改造”?。

律師結語

在安全生產的刑事風險激流中，企業合規體系已從可選的“救生衣”，變為不可或缺的“導航舟”和“壓艙石”。對于辯護律師而言，精通并善用合規抗辯，已成為一項不可或缺的核心競爭力。

我們的工作，不僅僅是事后的法庭抗辯，更可以前移至事前的體系構建咨詢。通過幫助企業打造一座真正堅固的“合規堡壘”，我們不僅是在預防風險，更是在為未來可能的風暴預先準備一個安全的“避風港”。當事故不幸發生時，這座堡壘的一磚一瓦，都將成為我們在法庭上捍衛當事人合法權益、爭取司法公正的最堅實壁壘。

最終，推動有效合規的普及，不僅是為了個案的辯護成功，更是為了從源頭上減少悲劇的發生，實現刑法懲罰與預防功能的統一，引導企業走向更高水平的安全發展之路。這，或許是刑事律師所能創造的最大社會價值。

關鍵詞

企業合規體系；刑事抗辯；重大責任事故罪；責任切割；合規整改；證據化構建

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師?，執業于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系該所合伙人，?尤其擅長處理重大責任事故罪等生產安全類刑事案件?，并在企業刑事風險防控領域擁有豐富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