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終于上道？與高市密會的李在明，或跟隨中國鐵拳，重啟去日化

2026年剛開年，韓國總統李在明先高調訪華，轉頭又低調赴日。

表面是穿梭外交，實則暗藏玄機。

一邊重申一個中國原則，一邊回避歷史舊賬。

一邊帶四大財閥搶灘中國市場，一邊悄悄評估對日供應鏈風險。

更耐人尋味的是，中國近期對日出口管制，竟讓韓國企業坐立不安。

大家好，小漢今天就帶大家看看這背后究竟是巧合，還是韓國正借中國“鐵拳”，悄然重啟“去日化”？

2026年1月13日，韓國總統李在明抵達日本奈良，與首相高市早苗舉行會談。

這是他本月繼訪華之后的第二場重要外交行動。

表面上看，這是一次常規的“穿梭外交”。

但放在中日關系持續緊張、中國對日實施精準出口管制背景下，這場會晤卻透露出不尋常信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幾天前，李在明剛結束對中國為期四天的高規格國事訪問。

不僅重申恪守一個中國原則，還帶去了史上最大規模的韓國企業代表團。

如今轉身赴日，他既沒有高調宣揚“調解中日矛盾”。

也沒有在臺海問題上模糊立場，反而在多個場合強調“韓國不宜深度介入”。

這種克制背后，或許正醞釀著一場更深層的戰略轉向。

韓國可能正在悄悄重啟“去日化”。

這次的推力，也不再只是2019年那種被動應對。

而是主動借勢中國在產業鏈上的反制能力，重新布局自己的產業安全。

訪華定調：合作有前提

李在明1月初的訪華之行，被廣泛視為中韓關系“止跌回穩”的關鍵一步。

他是2026年首位訪華的外國元首，也是韓國總統時隔六年再度踏上中國土地。

更重要的是，他帶來的不是空泛的政治表態。

而是一個由三星、SK、LG、現代四大財閥掌門人領銜的200多人經貿團。

覆蓋半導體、新能源、汽車、文創、金融等幾乎所有核心產業。

這種陣容，在尹錫悅時代幾乎不可想象。

但比企業陣容更關鍵的，是李在明反復強調的政治底線：一個中國原則。

他在訪華前接受中國媒體采訪時明確表示，“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韓國不會插手”。

在北京會談中再次重申，“建交共識至今仍是規范兩國關系的核心準則”。

這不是例行公事，是為后續所有合作掃清障礙。

中方也順勢亮出合作的“四大合作共識”：

堅守一個中國、維護供應鏈穩定、推進自貿協定升級、加強人文交流。

其中，第二條直指當前最敏感的現實。

全球供應鏈正在被政治化切割。

中韓在芯片、電池等領域的深度綁定，恰恰是最容易被外部勢力攪局的環節。

李在明顯然清楚。

若繼續像尹錫悅時期那樣向美日一邊倒，韓國企業在中國市場的利益將難以保障。

2025年，中韓貿易額超過3000億美元，中國連續20多年是韓國最大貿易伙伴。

尤其在半導體領域，韓國對華出口中四成以上流向中國市場。

沒有穩定的對華關系，這些數字隨時可能縮水。

因此，這次訪華不僅是修復關系，更是為韓國經濟爭取確定性。

日韓密談：回避歷史，聚焦地方

李在明轉頭訪日，看似平衡外交，實則處處透著謹慎。

根據韓方披露的議程，此次奈良會談刻意避開殖民歷史、強征勞工、獨島主權等敏感議題。

轉而聚焦“地方均衡發展”“振興地方經濟”“地方政府交流”等低政治性內容。

甚至安排雙方共同參觀法隆寺，試圖以文化符號緩和氣氛。

這種安排并非偶然。

一方面，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臺海問題上的言論已引發中方強烈不滿。

中國隨即對日實施軍民兩用物項出口管制，重點打擊可能用于軍事用途的上游材料。

另一方面，日本企業正承受實際損失：

中國游客團隊游退訂率超80%，近半數日企在華業務下滑，部分考慮轉移產能。

高市喊話“愿對話”，但中方回應明確：問題不在溝通渠道，在日方言行。

在此背景下。

李在明若在會談中高調推動“日韓和解”或“三國合作”，極易被解讀為配合美國圍堵中國的戰略。

因此，他選擇將話題限定在地方經濟合作，既維持了日韓對話機制，又避免卷入中日核心矛盾。

更微妙的是，韓方官員在會前特意提及“長生煤礦遺骨DNA鑒定”等人道議題。

試圖以非政治方式處理歷史傷痕，而非正面挑戰日本政府的歷史觀。

這種“表面合作、實質疏離”的策略，反映出李在明政府的核心邏輯：

外交服務于產業安全，而非意識形態站隊。

與其在歷史問題上糾纏不清，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降低對日依賴上。

去日化2.0：從被動求生到主動布局

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韓國正在悄然推進的“去日化2.0”。

2019年，日本因歷史爭端突然限制對韓出口光刻膠、氟化氫等半導體關鍵材料。

一度讓韓國芯片產業瀕臨癱瘓。

當時文在寅政府被迫啟動“國產化替代”計劃。

雖取得初步成效，但尹錫悅上臺后迅速轉向親日路線，相關計劃大多擱置。

如今李在明執政，形勢已大不相同。

一方面，中國對日出口管制雖未直接針對韓國，但其外溢效應已波及整個東北亞供應鏈。

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緊急召開會議評估風險，結論清晰：

日韓在半導體、汽車等領域高度綁定，若日本上游供應受阻，韓國下游制造將“無米下炊”。

另一方面，中國在原材料領域的反制能力，為韓國提供了新選項。

數據顯示，日本生產高端光刻膠所需的高純度螢石氟化鈣，90%依賴中國進口。

而韓國自身在二次電池、OLED、機器人等產業的關鍵材料，對華依賴度普遍超過90%。

這意味著，中國若收緊對日出口，不僅打擊日本，也間接動搖韓國供應鏈。

但反過來，若韓國能加速構建繞過日本的替代路徑，反而能提升自身抗風險能力。

于是，李在明政府開始雙線操作：

對外維持與日本的經貿對話，避免激化矛盾。

對內則重啟并深化“材料、零部件、設備國產化”戰略。

同時探索與中國在綠色技術、人工智能、銀發經濟等新領域的合作。

這種調整不再是2019年那種危機驅動的被動反應，是基于對全球產業鏈格局的清醒判斷。

日本的技術優勢正在被稀釋，中國的反制能力和市場體量，已足以重塑區域博弈規則。

更關鍵的是，韓國企業本身也在轉變心態。

有韓企負責人坦言：

“現在無論是產量還是質量，我們都難以單獨與中國競爭，合作才是唯一出路。”

這種務實態度，正是李在明敢于調整外交路線的底氣所在。

李在明的奈良之行，看似是日韓關系的常規互動，實則暗流涌動。

他沒有像前任那樣高呼“價值觀同盟”，也沒有在中日之間扮演“調解人”。

而是選擇了一條更現實的路徑：

以國家利益為核心，以產業安全為底線，以中國市場為支點，逐步降低對日本的技術依賴。

這一策略的背后，是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日益凸顯的結構性權力。

當日本還在幻想用2019年的老套路施壓中國時，現實早已改變。

今天的中國不僅是全球最大半導體消費市場，更是眾多關鍵原材料的掌控者。

任何試圖復制“斷供韓國”模式的做法，都可能招致更猛烈的反制。

對韓國而言，與其繼續把產業命脈押在日本這個政治風險日益升高的鄰居身上。

不如主動調整布局，借助中國市場的穩定性和產業鏈的完整性，構建更具韌性的供應鏈體系。

這并非“選邊站隊”，是戰略自主的體現。

2026年初的這場外交連環戲，或許正是東北亞新格局的序章。

當越來越多國家意識到，真正的安全不在于站隊，在于掌握不可替代的產業節點時。

區域合作的邏輯也將隨之改變。

李在明的沉默與行動，恰恰說明：

韓國終于開始認真思考，如何在這片風高浪急的海域中，真正掌握自己的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