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假面下的食人海灘：自由經濟、民主神話與四千亡魂

當很多公知在鼓吹西方文明如何發達先進，經濟體系如何自由完美，民主神話如何代表人類前進方向時，卻從不敢提及它們來時的路，是如何充滿黑暗和泯滅人性。

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其中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史例——倫敦弗吉尼亞貿易公司。

這家公司的開端堪稱一幅荒誕的群像：十幾個體面的英國紳士，整日做著淘金與決斗的白日夢，卻從未踏實干過一件正事，每人帶著一兩個仆從伺候假發、擦亮皮帶扣、準備下午茶，再加上寥寥幾名珠寶匠、玻璃匠，以及更多身懷“下三濫”技藝的人，在往返大西洋兩岸的船舶上游蕩。船只剩余的空間則塞滿了半饑半泊的流浪漢、貧苦兒童、竊賊的遺孀，以及形形色色的罪犯。這些人被扔到遙遠的大西洋彼岸，一片原屬于土著的土地上。數年之后，船只再度歸來，只為清點還有多少喘氣的。這幅悲慘圖景，便是倫敦弗吉尼亞貿易公司經營其唯一業務——管理詹姆斯敦殖民地——的真實寫照。

美國《國家地理》雜志曾刊登了一篇題為《詹姆斯敦觸目驚心的發現：17世紀弗吉尼亞的苦難與生存》的文章，講述了在詹姆斯河畔、距切薩皮克灣口60英里處的考古發掘。那里是1607年建立的北美首個永久英屬殖民地。

1992年，考古學家威廉·科爾索發掘了詹姆斯堡舊址，其發現殘酷地印證了關于“饑餓時代”（1609-1610年冬）的種種悲慘記錄。大量被宰殺的馬、貓、狗、鼠、蛇的骸骨，訴說著定居者愈發絕望的處境，最終變成許多草草挖就的墳坑，其中一些疊壓著數具遺骸。冬季來臨前尚有215名定居者，待到次年春天，僅余70人存活。

即便首批殖民者大半餓死，公司的支持者們仍不遺余力地炮制《來自弗吉尼亞的福音》這類文章，描繪新大陸宛如天堂：“物產豐饒，取之不盡，如創世之初，無需受苦勞作。”雪松比亞速爾群島的更高，娛樂活動豐富多彩，葡萄“全世界最多”。土著被形容為“最具紳士風度、最友愛、最誠實，毫無詭詐之心”，行事完全遵循英國禮儀，并“如我們英國人一樣，始終秉持公平與仁愛”，熱情歡迎英國人到來，仿佛不列顛先民欣然接納羅馬文明。

公眾對公司的興趣與日俱增，淘金夢隨之膨脹。入股探險幾乎無門檻：任何人只需支付12英鎊（無力支付者則淪為契約奴，以數年勞役抵償船費）即可成為股東。投資者中不僅有富商貴族，也不乏莎士比亞這等名人。組織者毫不掩飾公司的營利目的：利潤將來自開采貴金屬礦產，或獲取玻璃、毛皮、純堿、油料、治梅毒的木料等物產。

亦有傳言稱——盡管英王詹姆斯一世已與西班牙言和，官方對此予以否認——該殖民地將是劫掠西班牙珍寶船的絕佳基地，那些船只滿載財富卻防衛松懈。部分組織者甚至幻想英國人能聯合逃亡奴隸組成的海盜團伙及北美印第安部落，將西班牙人逐出富庶的殖民地。若此類機會增多，公司的回報將難以估量。

對公司支持者而言，前景似乎一片光明，因為勞動力近乎無限——失地的佃農、監禁的乞丐、輕罪罪犯皆可征募。成千上萬的英國人被運往詹姆斯敦，其中多數非出自愿。他們的工作條件極端惡劣，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懲罰卻殘酷無比。被送去的契約奴中，僅五分之一活過七年勞役期；至于孩童，存活率只有十分之一。

弗吉尼亞貿易公司的暴虐并非偶然，而是17世紀初英國勞動力嚴重過剩壓力下的必然產物。封建制度下，貴族依靠農奴供養。但15至16世紀，貴族發現驅逐農奴更為有利。隨之而來的“圈地運動”將農田變為牧場，把無數農民趕出家園，使其淪為荒野流民或城市貧民。圈地范圍極廣：航拍照片與考古顯示，約有一千個村落因此湮滅，近四分之一英國土地受影響。與此同時，英國征服愛爾蘭、驅逐吉普賽人與非洲人，進一步加速了舊秩序的崩塌。

失地即意味著犯罪。在亨利八世時代（1509-1547），流浪者會遭鞭笞、割耳或絞刑。愛德華六世時期（1547-1553），他們胸前會被烙上“V”字。1598年《懲治乞討法》規定，初犯鞭打至見血，再犯則發配劃船或濟貧院苦役。

弗吉尼亞公司的頭目們認為，向殖民地輸送過剩人口是一舉兩得：既給多余人口出路，又為英國清掃“垃圾”。而英國統治者或許更意在撲滅起義之火——1607年米德蘭斯爆發大規模動亂，一群信奉平均主義的農民填平了圈地排水溝渠以恢復耕地。

公司創始人之一愛德華·哈克盧特耗費二十年鼓吹此理念，直白地將向殖民地輸送剩余勞動力稱為“沒有圍墻的監獄”。1609年，公司要求倫敦市“清除城區及郊區蜂擁滋生的過剩人口，彼等帶來持續死亡與饑荒，其聚集處乃王國瘟疫之溫床”。

應公司請求，議會于1618年通過法案，允許公司強征年約八歲的英格蘭與蘇格蘭兒童。公司領袖約翰·唐在1622年許諾，將“把流浪者及其子女從街道、門階上清除干凈，并令其有所事事”。歷史學家約翰·范·德茨描述：“孩子們像牲畜般被逐出城鎮，關進船艙。”橫渡大西洋的幸存者，每日仍面對例行虐待。所有人，包括兒童，皆被視同士兵管理：初犯系頸足，再犯鞭笞，三犯則囚禁船中苦役。這套紀律仿自荷蘭軍法，由托馬斯·蓋茨爵士等人引入弗吉尼亞。

在此規則下，微末過錯亦招致嚴懲。偷一穗玉米或一串葡萄，可判死刑。竊取兩三品脫燕麥粉，則用針刺穿舌頭，鎖鏈捆于樹上直至餓斃。

反抗公司統治會招致更可怕刑罰。若有人發表“忤逆”總督之言，管理者會令打斷其臂、錐刺其舌，再由四十人輪流毆打后驅逐。托馬斯·哈奇僅因抱怨制度不公，便遭鞭打、戴枷、割耳，并加罰七年勞役。

相比之下，公司職員違紀至多被開除。而當一群逃亡者被發現與印第安人共處時，戴爾總督的懲罰令人發指：“部分絞死，部分燒死，部分車裂，部分火刑，部分槍決。”

雖有說法稱送兒童至殖民地是為讓其學徒，以勞動換取教育，但這純屬無稽之談。歷史學家埃德蒙·摩根指出：“幾乎所有學徒都如同英國最底層仆役。”他們須無償服務至21或24歲，主人并無義務教導或支付報酬。兒童的境遇可從死亡率窺見：1619年，數百名8至16歲孩童從倫敦貧民區運至弗吉尼亞，其中有名姓記錄的165人里，六年后僅12人存活。

虐待奴工之事罕被追究。伊麗莎白·阿博特被主人鞭打至少五百次致死；伊萊亞斯·欣頓被主人以耙打死。均無記錄顯示施暴者受懲。

某種程度上，弗吉尼亞的暴行體現了當時森嚴的社會等級。但公司在殖民地對待奴工比在英國更殘忍，因其管理者不受本土法律習俗制約，享有絕對權力。買賣奴工司空見慣，乃至有荷蘭船長目睹地主以仆役為賭注打牌。一位英國船長寫道，他看見奴工“如馬匹般被買賣”。在這段特殊時期，弗吉尼亞貿易公司構建了一套“將人化為牲畜的勞動體制”。

使公司困境加劇的，還有投資者之間的戰略分歧。大商人集團主張穩健經營；以羅伯特·瑞奇為首的第二集團力主劫掠西班牙船只；埃德溫·桑茲爵士領導的第三集團則要求更激進地榨取利潤。最終，投資者支持桑茲方案：給予殖民地上層更多激勵，輸送更多奴工，并發展木材、絲綢、葡萄酒、玻璃等多樣化產業。

作為桑茲計劃一環，公司設立了由總督任命上議員、地主選舉22名下議員組成的治理機構。1619年，弗吉尼亞議會首次召開——同年，首批非洲黑奴被帶入殖民地。于是，這個既是英國窮人死亡營、又開啟北美黑人224年血淚史的地方，竟因創立了首個歐洲人立法機構，被稱為新大陸“民主搖籃”。

北方，馬薩諸塞殖民地也在特權階層中產生了類似議會。隨定居點擴張，新罕布什爾、羅德島、康涅狄格相繼仿效；南方（除佐治亞）亦步弗吉尼亞后塵。賓夕法尼亞與特拉華在威廉·佩恩組織下建立議會；1682年，紐約民眾請愿后也設立了類似機構。

桑茲計劃實為一場“挖墻腳”行動。正如歷史學家埃德蒙·摩根所述：“官員利用實權暴富，公司卻走向崩潰。”通過向每50英畝土地征收1先令“免役稅”、建立可轉讓土地的“特殊農場”等手段，公司資產不斷流入私人腰包。“我們由此看到私營公司不受監督、肆意斂財的丑態，看到機會來時貪婪如何膨脹——其行徑使少數人暴富，多數人遭殃。”

最終，投資者內斗引發外部調查。股東塞繆爾·洛特算了一筆賬：桑茲計劃下，3570人被送至殖民地，加上原駐700人，三年后僅剩900人存活。其中約350人死于印第安人之手，其余3000人死因成謎——顯然大多亡于饑餓、疾病、虐待或煙草種植園的過度勞累。洛特憤言：“此計劃之結果，是三年內三千人喪生。”

洛特等人要求國王介入調查。報告出爐后，英王于1624年迅速撤銷公司特許狀，將殖民地收歸王室直轄。自殖民地建立，共有6000名成人與兒童被運抵，其中約4800人喪生。

弗吉尼亞并非孤例。從愛爾蘭、西非、加勒比海到北美沿岸，環大西洋地區慘劇頻仍。在此區域內，被招募的水手與種植園工人間形成了多文化融合，信息傳遞亦極迅速。1619年，公司向倫敦市政廳索要感化院兒童的消息，便引發了孩子們的抵抗。殖民地惡劣條件日益為投資者所知，細節不斷披露，顯然，感化院的孩子們早有耳聞。

反抗之火在整個17、18世紀不斷燃起，最激烈的常是水手與鎮壓者的巷戰。1765年一次抗議中，英國將軍托馬斯·蓋奇注意到，造反者多是“受掠私船船長指揮的大量水手”。

18世紀，往返于波士頓與紐約等港口之間，一種新的、融合了多元受難者經歷的反抗意識正在醞釀，最終將匯入顛覆時代的怒潮。詹姆斯敦的骸骨，早已埋下了未來的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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