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859年4月，有個叫洪仁玕的中年男人，穿著一身破破爛爛的衣服，跟個要飯的似的，硬是往那個被清軍圍得鐵桶似的天京城里鉆。
那會兒天京城門口查得嚴，守門的士兵差點拿刀把他當奸細給砍了。
誰能想到，就這么個看著一臉窮酸相的流浪漢，進了城還沒到20天，屁股還沒坐熱，就成了太平天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精忠軍師”，封號“干王”。
可這事兒在歷史上真就這么發生了。
這個洪仁玕，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
他給那個已經在崩潰邊緣瘋狂試探的太平天國，帶去了一份名為《資政新篇》的“續命神藥”。
這書里寫的都是啥？
鐵路、銀行、郵局、法治，全是當時中國人聽都沒聽過的新鮮詞兒。
但諷刺的是，直到他被凌遲處死的那一刻，估計他也沒弄明白：為什么手里握著當時中國最先進的現代化藍圖，卻偏偏救不了一個充滿神話色彩的舊王朝？
如果說洪秀全是那個負責造夢的神棍，那洪仁玕就是那個清醒著跳進火坑的傻子。
咱們得把時間條往回拉拉，看看洪仁玕這段被很多人忽略的“香港插曲”。
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洪秀全的親戚，是拜上帝會的元老，但很少有人注意過1852年到1858年這六年他在干什么。
當洪秀全在廣西帶著一幫兄弟砍得血流成河、殺得天昏地暗的時候，洪仁玕在哪？
他在香港喝咖啡呢。
真的，這六年太關鍵了。
他親眼見過什么是蒸汽機，逛過現代化的警局，腦子里裝的是英國的議會制度和美國的選舉邏輯。
當太平天國的王爺們還在比誰的轎子大、誰的老婆多時，洪仁玕想的是怎么把大清變成大英。
所以，當他歷經千辛萬苦投奔天京時，他不僅僅是來認親的。
他是帶著滿腔抱負，想把這個已經變了味兒的農民政權，改造成一個像模像樣的現代國家。
他拿出的那個《資政新篇》，即便放到今天看，有些條款都不過時。
他主張修鐵路、開礦山、辦銀行，甚至還提出來要搞“暗柜”，其實就是現在的投票箱，用來搞新聞監督，防止當官的亂判案。
要知道，那是1859年啊，曾國藩、李鴻章搞洋務運動那是后來的事兒了。
洪仁玕這思想，絕對是當時中國天花板級別的。
現實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打得他找不著北。
最經典的場面發生在1859年11月，那個著名的“留學生之父”容閎來訪。
這兩人簡直是那個時代的“雙子星”，都喝過洋墨水，都有強國夢。
這兩個人一見面，那感覺就像是兩臺5G手機在那個只有信鴿的年代連上了藍牙。
容閎興致勃勃地提了建立海軍、銀行、新式學校等七條建議。
結果呢？
為了留住容閎，洪仁玕甚至掏出了一枚“義”爵的大印——這可是當時比王爺還稀罕的高級職稱，那是實打實的“鐵飯碗”。
容閎轉頭就走了，后來幫著死對頭曾國藩搞起了洋務運動；而洪仁玕，只能孤獨地守著那堆沒人看懂的圖紙，在天京城里發呆。
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就怕聽不懂人話的隊友，這才是最大的絕望。
洪仁玕的悲劇在于，他活成了一個典型的“精神分裂者”。
在理論上，他是那個時代全中國最清醒的人。
但在行動上，他又不得不做一個不折不扣的舊式官僚。
這就不得不提那本讓人大跌眼鏡的《欽定敬避字樣》。
誰能想到，一個主張修鐵路、辦報紙、反酷刑的改革家，竟然親自編纂了一本封建迷信到了極點的避諱指南？
因為洪秀全自稱太陽，是“日頭”，所以老百姓連“火”、“亮”、“明”這些字都不許用。
要說“火”，得改叫“開明”；要說“亮”，得說“光”。
這不就是典型的掩耳盜鈴嗎？
這種巨大的反差，暴露了洪仁玕的致命軟肋：他的權力來源根本不是什么制度，而是血緣。
他在天京沒有任何根基，既沒有李秀成那樣的百萬大軍給他撐腰，也沒有楊秀清那樣的宗教解釋權。
他能坐上二把手的位置，全靠他是洪秀全的堂弟。
為了保住這個位置，他必須比任何人都更維護洪秀全的“神性”。
所以，一邊是他在書房里寫著現代化的法治條款，一邊是他在朝堂上帶頭搞起了最原始的造神運動。
這種分裂讓他里外不是人。
他和手握重兵的忠王李秀成關系極差，甚至到了互相拆臺的地步。
安慶保衛戰那么關鍵的時候，身為軍師的他不僅調動不了軍隊，反而還在搞政治斗爭。
前線吃緊，他在后方緊吃。
英國人評價他是“行動上的矮子”，這話雖然毒，但真是一針見血，沒冤枉他。
到了1864年，天京陷落，那個荒誕的夢終于醒了。
洪仁玕在江西被清軍俘虜。
在牢房里，他倒是表現出了驚人的硬氣，沒有像李秀成那樣寫下幾萬字的長篇“乞降書”。
在最后的自述里，他依然在維護那個早已瘋癲的堂兄洪秀全，堅稱天王是上帝派下來的，死活不肯松口。
這真是一個巨大的歷史諷刺：一個擁有當時中國最先進思想的大腦，最終卻為一個最迷信、最落后的政權殉葬。
他就像是一個手里拿著精密手術刀的醫生，卻不得不聽命于一個跳大神的神漢，最終不僅沒救活病人，連自己也給搭進去了。
他想用西方的“術”來維護洪秀全的“道”，這本身就是一條死路。
如果我們假設一下，如果當年在香港，洪仁玕沒有選擇北上天京，而是像容閎一樣走入晚清的洋務派陣營，中國的近代史會不會改寫？
可惜歷史沒有如果。
他選擇了血濃于水的宗族，也就選擇了一場注定毀滅的悲劇。
1864年11月23日，他在南昌被凌遲處死，年僅42歲。
臨刑前，他只留下了一首絕命詩，還沒念完，劊子手的刀就落下來了。
參考資料：
史景遷，《上帝的中國兒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國》，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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