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管理的新老方法

最近又看到幾個關于中國排名第一的高爾夫選手、“全村的希望”李昊桐發脾氣的帖子，上綱上線到修養、教養的高度。筆者相當感慨，飽漢不知餓漢饑啊，脾氣好的人真不知道脾氣急的人的苦惱。高爾夫又是最會讓人情緒失控的一項運動。

和大家分享情緒管理的傳統方法與新方法，與需要情緒管理的讀者共勉。不需要情緒管理的讀者也可以看看，或許你需要管理那些需要情緒管理的人。

第一部分我們先介紹一下傳統情緒管理的方法。第二部分我們再介紹新方法。

看到了紅披風怎么辦？

以前大家對情緒管理的認知是，外部環境的刺激觸發大腦產生憤怒等不良情緒，情緒管理就是在不良情緒變成不良行為（比如發飆）之前及時介入，阻斷這個鏈路，以免發生災禍、悲劇。

好比說，斗牛看到紅披風，在沖上去之前及時停止（不過據說牛是色盲，真正惹怒它的不是紅色，而是不斷抖動的東西，紅色主要是給觀眾看的）。

怎么介入呢？籠統來說，有兩種方法，一是認知法，二是分散注意力法。

認知法是在感性腦失控前及時啟動理性腦，讓自己冷靜下來，提高認知。好比說牛看到紅披風，不是由著性子沖上去，而是停一停、想一想，或許這個紅披風并不代表挑釁、危險，沒有必要沖上去搏斗。

啟動理性腦的一個方法是，每當自己要發飆時，就提醒自己錄音或錄像。一想到自己的失態、丑態會被記錄下來，甚至有可能外傳，理性腦虛擬出的羞恥感這個更強的情緒會遏制憤怒的情緒，阻止你發飆。

分散注意力法是在自己失控前啟動動物腦，轉移注意力。比如手上戴個皮筋，意識到自己快要發飆時，拉放皮筋，輕彈手腕，產生疼痛。動物腦一旦接收到身體疼痛的信息，就會拉響警報：“不要吵了，這里有危機。”大腦馬上就集中精力處理這個它認為更危及生存的事情。好比斗牛看到紅披風，正要沖上去，忽然挨了一鞭子，它肯定先處理鞭子的事情，而不是紅披風的事情。

不管是感性腦還是理性腦，優先級都低于動物腦。這是肯定的，你必須得先確保活著，感性、理性才有意義。

據說“籃球之神”喬丹也戴過這種皮筋。精神病醫生也會用這種方法治療抑郁癥患者，這是“行為干預”或“替代性應對機制”的一大手段，喚醒、解救被不良情緒綁架的大腦。

找一種你喜歡的“替代性應對機制”，不一定是皮筋手環，可以是戒指、項鏈或者別的什么佩件，也不一定要用疼痛這個感觸，但凡能啟動動物腦的感觸都可以，比如香袋。

寫到這里，忽然想到，難道古人早就知道情緒管理的秘訣，所以佩戴這些乍看起來沒什么實際用途甚至還挺礙手礙腳的物件嗎？

最好的“替代性應對機制”莫過于運動，你可以試一下一邊跑步一邊發火，你會發現這很難。動物腦、感性腦、理性腦，大腦的這三個部分，在給定的一個時點，只有一個可以主導你當下的意識，好比三個互相排斥的按鍵，一個按下去，另外兩個就跳起來。

你也可以用神經系統的術語來描述這個道理，中樞神經系統和周圍神經系統，后者包括自主神經系統（又稱植物神經系統，分為交感神經系統和副交感神經系統），給定一個時點，只有一套神經系統可以占主導地位。這是分散注意力法的基礎依據。

當然運動這個情緒管理手段有三個問題，一個是及時性可能不夠，比如你和老婆或老公吵架，還沒來得及出去跑步，已經發飆了；二是會有點奇怪，比如你正和老婆或老公吵架，忽然轉身去跑步了，大家會覺得你很奇怪，可能真的被氣瘋了；三是有可能會導致運動過度。

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親王是個十分睿智但脾氣也相當急躁的人，對很多王室公務很反感又不得不履職，他應對的方法是幽默和運動。

1952年加冕典禮，在女王走過時，菲利普親王一臉嚴肅地問道：“親愛的，你的帽子是在哪兒買的？”

有一次，當菲利普被問及如何應對社交活動時，他說：“我從來不放過任何一個上廁所的機會。”

他對納粹的軍禮是這樣描述的：“這跟一個學生向老師表示他想上廁所時的姿勢一模一樣。”

菲利普親王還有個綽號叫“失言”親王（Prince of Gaffes），英國流傳一句話：“親王一張嘴，十年外交全倒退。”比如他和女王訪美時嘲笑阿波羅計劃是“浪費錢財的最好辦法”。又比如1986年他陪同女王訪華，接見英國留學生時說：“小心你們在中國待久了變成瞇瞇眼。”不過他知錯就改，隨后登報道歉。

顯然，這樣心性的菲利普親王擔任女王丈夫的角色，情緒管理的任務是相當艱巨的。除了幽默，他的另一個應對方法便是運動。他喜歡馬術、馬球、板球、游泳、足球、釣魚，等等。有專家認為，如果不是他運動過度導致損傷，他很可能可以更長壽（盡管99歲也已經相當長壽了）。

之前我們講高爾夫是對情緒管理挑戰最大的一項運動。別的運動是一直處于動的狀態，比如籃球、足球，大腦根本沒有時間產生情緒。但高爾夫揮桿前是靜止的狀態，一桿與一桿之間又隔了相當長的時間，大腦有足夠的時間產生各種情緒，憤怒、失望、憧憬、焦慮……18洞，每一洞都在和大腦較量；不管你打多少桿，每一桿都在和大腦較量。

所以高爾夫是最磨煉人心性的運動。如果你的老板脾氣很不好，你可以勸他學打高爾夫；如果他已經會打高爾夫了，那就勸他多打。

你確定這是紅披風嗎？

1974年著名的心理學家亞瑟·埃倫 (Arthur Aron) 在卡皮拉諾吊橋上做了一個經典的現場實驗，發現了現在被稱為“吊橋效應”（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effect）的現象，相當有趣。

卡皮拉諾吊橋位于加拿大北溫哥華的卡皮拉諾吊橋公園，這座鋼筋吊橋高懸在卡皮拉諾河上，兩端懸崖峭壁，人走在上面，仿佛會隨時被甩入河谷，相當刺激。

A組的實驗對象就在這座橋上完成實驗；對照組B組的實驗對象則在一座低矮、堅固、安全的木橋上完成實驗。

實驗對象都是18～35歲之間的單身漢。在他們走過橋梁時，橋中央的一位年輕女性實驗助手會請求他們參與一項研究，填寫調查問卷。問卷第一頁收集一些基本信息，問卷第二頁是看圖講故事。完成問卷后，女助手會給實驗對象留下聯系方式，并表示歡迎之后進一步交流。

實驗結果令人驚訝，A組的實驗對象在看圖講故事時涉及的性相關內容遠多于B組，而且認為實驗助手很有魅力、實驗后與其聯系的人數比例遠高于B組。也就是說，A組產生愛的感覺的概率比B組高得多。這是為什么呢？

原因就是，大腦其實并不知道你到底在經歷些什么，它要靠身體上傳的數據結合過往經驗進行判斷。當你站在危險的橋上時，心跳加速，血壓升高，掌心出汗，大腦一看這和以前你墜入愛河時傳上來的數據很相似啊，眼前正好又有一個年輕女子，它于是就得出結論，你愛上了她。

實際上，早在1962年，沙赫特（S.Schachter）和辛格（J.E.Singer）就提出了情緒二因素理論（two-factor theory of emotion），也被稱為情緒歸因論（attribution theory of emotion）。該理論認為情緒產生主要決定于兩個因素，生理喚醒和認知。生理喚醒即心跳加速、血壓升高、掌心出汗等生理變化，認知因素即大腦根據對過去經驗的回憶和對當前情境的評估，解釋這種生理變化，從而產生某種情緒體驗。

吊橋實驗精妙地證實了沙赫特和辛格的情緒歸因論，顯然吊橋上的你的真實情緒是恐懼，而不是愛情。但是大腦并不知道。這也能解釋為什么會有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人質在極度恐懼的狀態下以為自己愛上了綁匪。這也能解釋為什么被丈夫熱暴力或冷暴力的妻子至死不愿離開，
“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得著不如偷不著”。

那么這和情緒管理有什么關系？關系很大，不過新近才被人們用到情緒管理中來。以前大家認為情緒的產生本身是不會錯的，錯的是在情緒刺激下采取了不良行動，所以管理的重點是在情緒產生后如何通過認知、轉移注意力等方法阻斷行為。

然而“吊橋效應”告訴我們，大腦產生的情緒可能首先就是錯的。看到的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塊不斷抖動的紅披風。

這個認識對于情緒管理十分重要，可以幫助你從源頭上切斷不良情緒的產生。每當你開始將不良情緒付諸不良行為時，你要馬上問自己，大腦是不是又錯誤歸因了，你聽到的、看到的是你以為聽到的、看到的嗎？

2014年，美國克利夫蘭，警方接到路人報警，稱發現一名可疑人員在一座游樂場擺弄手槍。白人警官蒂莫西·勒曼及其搭檔弗蘭克·加姆巴克接到派遣命令后前往事發地，在停車不到兩秒鐘后即開槍擊倒了揮舞著“手槍”的黑人少年塔米爾·賴斯，賴斯因傷勢過重死亡。警察事后發現這是一把玩具氣槍，但是上面沒有玩具槍的黃色標志。

2020年，美國威斯康星州，黑人男子布萊克見到兩個女子吵架，出于好心上前勸阻，用手把兩人拉開，卻被路人報警。三名白人警察趕到，聲稱要逮捕布萊克。布萊克拒絕受捕并走向停在路邊的自駕車，剛打開車門，三名警察中的一名有著七年經驗的警察近距離朝其背后連開7槍，致其重傷癱瘓。布萊克的三個年幼的孩子在車內目睹了整個過程。事后該警察說他以為布萊克要拿刀。

美國黑人被誣陷被誤殺被誤傷的案例舉不勝舉，是文學作品、影視劇的一個重要題材，比如1961年獲普利策獎、被美國《時代》周刊雜志評為中學生必讀的十大經典書目之一的《殺死一只知更鳥》及其同名電影。

美國黑人不敢見義勇為，也是情有可原。這也是很多影視劇里的經典的梗，比如黑人保安看到電梯里只有一個三四歲哭泣的小女孩，但不敢進去問一下情況，認為這是有人設的陷阱。

實際上，你會發現，脾氣好的人往往思想更開放，別人同樣一句話，他會思考各種可能的意思；同樣一個場景，他會思考各種可能的原因。但是脾氣急的人往往倉促得出結論，而且不愿改變，剛愎自用；這也就意味著，脾氣好的人天生知道大腦可能出錯了，或者說正是因為他們天生知道大腦可能出錯了，所以脾氣好，而脾氣急的人沒有這個天分、福氣，好在后天可以學習。

與大家共勉。

No.6718 原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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