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童小鵬接到通知不去齒輪廠要回統戰部：我相信是總理指示

1954年初春，北京刮著帶雪花的冷風，中南海值班電話忽然響起。那天夜里，童小鵬奉周總理之命核對一批涉外文件，忙到凌晨才合上燈。十幾年后，正是這段默契工作的記憶，讓周總理在關鍵時刻想起了這位辦事穩妥的老秘書。

1959年起，童小鵬改任統戰部秘書長，南北奔走，與各界人士周旋，一呆就是七年。老同事回憶，他熟門熟路，“一句話能拆掉一堵無形的墻”。誰也沒想到，1966年6月的那場談話，會把他的人生突然拐向另一條荒僻的道路。

那天午后，周總理把童小鵬叫進辦公室，只說了兩句：“中央決定你去中辦當第一副主任。事情不一定好干，你得服從。”童小鵬立即點頭，卻從總理的眼神里捕到一絲遲疑，于是暗自做好了迎接風浪的準備。

不久后，“學習班”“批斗會”等陌生詞匯接連砸到頭上。1967年1月，他被扣上“專政對象”的帽子。白天掃地，夜里挨斗，一盆冷水常常從背后兜頭澆下。閑下來，他在院子空地上種絲瓜、苦瓜，拉著妻子紫非聊家常，用泥土把壓抑一點點揉碎。

當年10月，中辦通知所有被“隔離審查”的人集中辦班。進班第一天，一位學員突然遞過條子：“1937年你在西安是不是認識袁曉軒？”童小鵬心頭一緊，隨即如實作答。幾十年前那位叛徒的名字，竟成了此后多年纏在他身上的一根刺。

1969年1月，童小鵬被送往江西進賢“五七干校”。山坡上的豬圈成了新“崗位”，飼料要肩挑，豬糞得親鏟。三年間，他硬是把一副寬大的肚子拉成平板，連自己都驚訝。臨睡前，他常握著鐵皮手電筒寫筆記：“豬仔長勢良好，白菜地有蟲。”寥寥數字，卻記錄著一位老革命在塵土中的倔強。

家人被迫五處分散。大兒子在柴達木盆地找油，二兒子在吉林插隊，三兒子闖北大荒。紫非因心臟病仍被安置在千里之外的湖北沙洋。每逢深夜，童小鵬抬頭望向山那邊，最擔心的還是妻子的舊疾。有人勸他給周總理寫信，他搖頭：“總理已經夠忙了，不能再添事。”

1971年11月，干校院墻外的蘆葦剛變金黃，北京忽然來電：中央擬調童小鵬去南昌齒輪廠任革委會副主任。57歲的他立即提出三個條件：夫妻同調、回京體檢、殘疾的二兒子調回北京。組織很快批準。外界以為，人生的方向終于確定，但變化仍在醞釀。

當年12月中旬，他回京收拾行李，臨行前去了西花廳。總理拍拍他的肩膀：“先等等，別著急出發。”童小鵬點頭，卻沒想到這一等就是十八個月。等待期間，他把在干校寫下的筆記整理成冊，暗暗告誡自己“事情總得有個說法”。

1973年8月初，中央正式通知：“南昌計劃取消，你回統戰部工作。”消息傳來時，童小鵬正在自家小院翻看舊檔。他放下文件，長舒一口氣。老同事私下告訴他：“聽說周總理親自拍板把你留下。”他笑著回答一句：“我相信是總理指示。”話音不高，卻透出一種篤定。

隨后，統戰部專門開會向全體干部說明：童小鵬的“歷史問題”已徹底查清，與袁曉軒的叛變毫無瓜葛。那份塵封多年的國民黨策反計劃也被取出核對，鐵證如山，謠言不攻自破。會議結束，他轉身走進舊辦公室，桌椅依舊，茶杯還帶著茶銹，時間仿佛在此處突然續上。

回歸后的童小鵬沒提出任何“照顧”，每日七點準時到崗，翻閱厚厚的統戰對象情況表。有意思的是，他特地把干校寫的勞動筆記帶進了辦公室。有年輕人好奇翻看，只見一頁寫著：“今日豬仔三十六頭，白菜收獲四十斤。”那位年輕人感慨：“這算什么材料？”童小鵬回答：“能把一頭豬養好，再把一件事辦好，邏輯是一樣的。”

1973年底，他接手一件疑難對臺聯絡工作。對方態度強硬，談判氣氛一度僵持。童小鵬不動聲色，先聊家鄉米粉，再談閩南木偶戲，氣氛逐漸回暖，對方代表忍不住說道：“老童，一看你就不是只會念文件的人。”對臺渠道因而留下一條珍貴的轉圜通道。

此后數年，他常被邀請到各類座談會回憶那段“豬倌”經歷。有人問：“苦嗎？”他搖頭：“當時只盼組織早日查清，其他都是生活瑣事。”語氣平靜，卻比任何激昂文字都有力量。

1970年代末，一批“老統戰”陸續回到工作崗位。童小鵬仍舊每日穿灰布中山裝，走路微駝，目光卻銳利如初。同僚說，他最大的變化是更能傾聽。試想一下，經歷過豬圈、板車和夜半冷風的人，再聽任何抱怨，都不會輕易發火，只會幫你理順脈絡。

童小鵬去世后，家人整理遺物，在一本發黃的日記本里找到不完整的一句：“歷史只會遲到，不會缺席。”沒有署名，沒有日期，字跡卻與1973年前后相符。外人不知道，這句短語也許寫在他離開江西干校、踏上北去列車的那個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