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期間的日本女人，能瘋到什么地步？她們不是無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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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二戰日本侵略者，多數人想到的是戰場惡兵，卻忽略了后方那群溫柔女人。

她們不是旁觀者，更不是無辜者——為了所謂圣戰，有人親手送親人赴死，有人用特殊方式助紂為虐。

這些藏在硝煙后的瘋狂，遠比戰場廝殺更令人脊背發涼，真相遠比想象中殘酷。

用生命逼丈夫成屠夫

要是說前線士兵的刺刀是明晃晃的物理傷害，那后方女性織的心理羅網，就是防不住的精神攻擊。

時間倒回九一八前后，有個叫井上清衣的日本中尉，馬上要去中國東北打仗，看著新婚的妻子千代子，心里有點舍不得。

這種留戀在當時的日軍眼里，就是軟弱，是皇軍精神的污點。

千代子一眼就看出了丈夫的猶豫，深受日本武士道思想毒害的她，沒想著勸丈夫回頭，反而做了個讓現代人毛骨悚然的決定：為了讓丈夫徹底斷了牽掛，她深夜用短刀割喉自殺。

遺書里寫得明明白白：“我的死，就是你當軍神的通行證，別回頭，去殺人。”

本來這只是個極端個案，可日本高層的輿論機器立馬嗅到了價值，把千代子包裝成昭和烈女的榜樣，拍電影、編教材，把她的死吹成多崇高的事兒。

結果井上清衣真的沒了后顧之憂，帶著妻子的血祭，在撫順平頂山指揮了一場大屠殺，三千多個手無寸鐵的中國老百姓，成了他獻給亡妻和天皇的投名狀。

這么看，千代子手里的刀，早就通過她丈夫，捅進了中國人的胸膛。

拿道德當武器的女憲兵

一個人的狂熱可能是被洗腦，但要是把這種狂熱變成一張全國性的大網，那就是整個群體的共謀了。

隨著戰爭擴大，日本街頭到處都是穿白色圍裙、斜挎背帶的女人，這可不是普通家庭主婦的打扮，是大日本婦人會的制服。

別被幾百萬會員這種干巴巴的數字忽悠了，說白了，當時日本有勞動能力的成年女性，幾乎都被這個組織網羅了。

她們沒扛步槍，卻拿著道德絞索，活脫脫一支女憲兵隊，她們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千人針——本來是祈福的迷信活動，到了她們手里，成了檢驗是不是愛國的試金石。

哪家男人沒去當兵，這些穿白圍裙的大媽就會找上門，她們靠著當時的鄰組，掌握著每家的米票和物資配給。

誰家兒子不想上戰場全家斷糧，還要被整個社區的人孤立排擠。

在這種環境里，母親不再是保護傘，反而成了推兒子跳懸崖的人。

無數日本青年都是在母親被俘就剖腹，別丟家里的臉的念叨中，絕望地登上了運兵船，這種親人帶來的壓力，比憲兵的槍托還讓人扛不住。

女人成了戰爭耗材

戰爭拼到最后，就是拼誰的耗材多，前線士兵不夠用、武器不夠造，日本后方就開始了瘋狂的產能升級。

政府干脆撕下偽裝，直接把女性當成生育工具和軍工勞動力，喊出的口號直白又露骨：“生吧，增殖吧！”

為了多生男孩當士兵，官方甚至默許只要能生，不用管父親是誰這種荒誕的規矩。

與此同時，原本的紡織女工被大批量調到軍工廠，還有個叫女子挺身隊的組織，把很多正在上學的女學生強行拉去當兵工廠工人。

當時日本生產的每一顆子彈、每一枚炸彈，背后可能都站著一個熬紅了眼的日本女人。

她們可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少人在日記里寫：“希望這顆炸彈能幫丈夫多殺幾個敵人。”

整個日本社會就像一座裝滿了攻擊性的特洛伊木馬，每一塊木板都浸透著瘋狂。

戰敗后的粉色擋箭牌

要是說戰時的瘋狂還能拿愛國當遮羞布，那戰敗后的操作，徹底暴露了日本把女性工具化的無恥。

1945年天皇宣布投降后，日本內務省第一時間就打起了小算盤：面對即將進駐的幾十萬美軍，要保住所謂的皇族血統和良家婦女，就得建一道粉色防波堤。

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特殊慰安設施協會，政府在報紙上打隱晦廣告，招募女性做涉外事務，說白了就是國家牽頭拉皮條，把本國女性獻給美軍發泄。

為了逼更多女人入局，當局還造謠說美軍是不知滿足的野獸，不建設施所有女性都會遭殃。

成千上萬的日本女性，有的被騙、有的為了活命、有的被忽悠著為了國家，走進了這個地獄。

她們用肉體賺來的微薄外匯，竟然成了日本戰后重建的第一桶金，這種用女性肉體搞原始積累的操作，在人類文明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的下作。

直到現在，每逢紀念日，總有人想把日本女性從戰爭罪惡里摘出來，塑造成只會在防空洞里哭的受害者。

但歷史賬本不會說謊：從千代子的割喉刀，到街頭逼人參軍的白色圍裙，從軍工廠里造殺人武器的女工，到戰后當擋箭牌的女性，這從來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整個日本社會的集體墮落。

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尤其是當這些雪花曾經爭先恐后地推動雪崩發生時，受害者的標簽就再也貼不上了。

有人說原子彈下無冤魂，這話聽著刺耳，但看清了當時日本全員共謀的戰爭底色就會明白，這句話雖然殘酷，卻無限接近歷史真相。

參考資料：
環球網《「軍國主義警示錄·戰爭罪行」二戰時期，朝鮮半島淪為日軍戰備掠奪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