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六年五月,云南巡撫舒興阿那道“聚團殺回”的條子就送到了昆明府,沒幾天,初三日天蒙蒙亮,四面城門咣當一下全關了,城里的團練們就動手了,那一晚上,人頭砍下來兩千八百三十二顆,血順著三市街的石板縫,嘩嘩地流進盤龍江,江水都染紅了,那紅色到中午都沒散干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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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檔案里頭,最先記下的就是“昆明屠回”這四個字,云南省檔案館那個4-2-156號卷里,粘著一張單子,保存得好好的,上頭寫著五月初六,署理知縣汪堃去點的數,總共是“三千零四十六級”,旁邊還拿小字補了一句“婦女幼童一千二百三十一”,這折子送到咸豐皇帝那,七月十七日,皇帝用紅筆批了三個字“知道了”,沒說要追究誰的責任,這不明擺著就是默許地方上先動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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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57年,大理那邊立起了帥府,設了“行省六科”,還請了漢人里的紳士趙清當總理,回民漢民一塊兒辦公,地里的糧稅,一畝地收兩升,比清朝官府原來的稅額少了三成,還在照壁上刻了八個大字,“鋤強扶弱,回漢一體”,光緒年間的《大理縣志稿》里頭寫,“民心悅之,逃亡日歸”,看起來,政權剛開始那會兒,確實是想好好彌合這裂痕的,可這打仗的機器一旦轉起來,底下的小老百姓,還是被碾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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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清廷那邊第一次搞了個大規模的反撲,云貴總督張亮基調了七千兵,從楚雄那邊打過來,結果在紅巖被起義軍摸黑給偷襲了,糧草全燒光了,《清實錄》里就輕描淡寫地寫了倆字“失利”,可大理政權那邊的《支應簿》就吹上了,說“殲敵五千”,賓川縣團練總局留下的一本《傷亡冊》殘本,數字就實在多了,上頭列著死亡和“潰散無著”的總共一千六百四十七人,這數字比兩邊吹的都小,可也透了個底,好多人根本不是戰死的,是跑了,這些人就成了后來“人口銳減”里頭,那筆最大的糊涂賬。
1862年到1863年,這報復是一輪比一輪狠,楚雄縣有本手抄的《咸豐兵事記》,里頭說,三月份,“回練”晚上偷襲呂合堡,殺了團總楊霖底下二百多號人,到了五月,清軍游擊李家福就帶人打了回去,一把火燒了八個回民村子,“老弱悉驅入河”,同一頁紙的邊上,還有人拿小字夾注了一句,“漢村被回殺者十三,回村被漢殺者二十七”,這比例差得有點多,有個叫埃德蒙·于克的法國傳教士,1868年路過楚雄,他在信里寫,“沿途的村子,十家里有九家是空的,漢人說是回匪干的,回人說是漢匪干的,可那些老人婦女,最后都死在了一塊兒”,這第三方的話,算是給地方志里那些互相屠殺的數字,做了個旁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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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冬天,大理城破了,岑毓英在《攻克大理折》里報功,說“斃賊一萬七千”,可同一天上報軍機處的《正法名冊》里,有名有姓的才四千二百人,剩下的人都成了“生死未詳”,云貴總督劉岳昭1874年在《善后清查折》里承認,“大理、永昌、楚雄、蒙化這四個地方,報上來的回族男丁,加起來不到三萬”,可咸豐元年的《云南通志》里記著,云南的回民有三十七萬,這十年工夫,就少了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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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后來搞了個《安插回匪章程》,把活下來的回民,硬是遷到了昭通、東川那些山區,“給牛一頭,田五畝,永禁回城”,今天滇東北那些回族聚居區,就是這么來的,遷徙的路上,婦女小孩拿繩子拴著腳,一天走三十里,死了的就扔在路邊,檔案里頭說得含含糊糊,可民間的族譜里記下來了,“至昭通者,十不一二”。
打完仗第一年,云南巡撫潘鼎新請求免了全省的錢糧,附了本《人口清冊》,說全省“原額人丁”七百四十四萬,到同治末年“查報”下來,只剩下三百八十七萬,后來的學者劉云明、古永繼,拿咸豐同治年間的《賦役全書》和光緒年間的《黃冊》一對比,發現這減少的人口里頭,“隱匿、逃亡、未復業”的占了六成,真正死的差不多是三成,可因為那個“剿回”政策,回民的死亡比例比平均值高太多了,這“民族人口斷層”的說法,算是坐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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