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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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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回顧不平凡的2025

數據來源：微信公眾平臺

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在CMF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會（總第78期）上指出，未來一兩個月中國經濟運行狀況預計保持良好，主要得益于前期積壓訂單的釋放以及“搶出口”現象的推動，預計二季度GDP增速可維持在4.8%左右。然而，下半年經濟增速可能較上半年明顯放緩：一是美國對中國產品關稅大幅上升，可能導致對美出口增幅進一步下行；二是耐用品消費刺激政策效果減弱，甚至可能出現透支效應；三是房地產行業持續萎縮，新房開工下降幅度較大，對內需和財富效應產生負面影響；四是貿易戰對制造業投資的影響。

從政策角度看，應重點關注財政政策的作用。一是維持股市和人民幣匯率穩定，避免對國內經濟和金融市場造成沖擊；二是加快財政支出執行，加快中央和地方發債速度；三是穩定房地產市場，推動市場出清，避免債務無限滾動；四是推進消費復蘇，特別是提升農村養老人群的養老收入，改善社保體系；五是深化財政改革，理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為地方財政提供獨立財源，改善營商環境，提升內需。

“下半年經濟增速可能較上半年放緩超過一個百分點，這是我對整體經濟形勢的分析與預測。”

“有效的財政改革能夠改變市場預期，優化營商環境，激勵地方政府積極發展經濟，以及保護本地民營企業家。”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劉元春在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100期）上提到，相較2024年，2025年有“四個不同”。第一，特朗普第二次上臺引發全球經濟與政治格局變化，他將關稅作為籌碼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同時各國與特朗普博弈產生的結果也具有強烈的不確定性。第二，中美敘事發生逆轉，DeepSeek引起全球關于中國科創全面崛起和美國科創泡沫問題的熱議，從而引發全球投資者信心的結構性大逆轉。第三，2025年是在2024年一攬子增量政策的基礎上進行政策定位，“9.26”一攬子增量政策成效顯現，2025年以及未來必須對結構性和深層次問題進行全面調整。第四，202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表明了政府在穩增長方面的決心，“9.26”一攬子增量政策全面進行逆周期政策的再定位，將相應的工具力度提升到新高度，這一政策特色決定2025年穩增長與2024年、2023年不一樣。

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所確立的政策框架和政策力度依然具有強烈的相機決策性。2025年所具有的超常規不確定性決定了在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兩會精神中，必須保留超常規的、相機決策的空間。外部環境復雜多變，特朗普政府實施的關稅政策、匯率政策、金融政策、數字貨幣及科技人才政策等均在不斷調整，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此外，大國沖突的反噬效應不可忽視，例如美國關稅戰等政策對其經濟政治內部的反噬效應。同時，俄烏沖突、巴以戰爭等進一步加劇全球經濟不穩定性。因此，中國需要同時具備政策方向的確定性與超常規的相機調整能力，從而實現經濟穩定與可持續增長。

“2025年面臨的超常規不確定性要求我們在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兩會精神的過程中，為應對大量不確定性預留超常規的相機決策空間。”

“在學習、研究和落實政府工作報告時，應進一步細化和層次化對國際形勢的研判，特別是對‘百年變局加速演變、外部環境復雜嚴峻以及對我國貿易、科技等領域可能造成更大沖擊’的分析。”

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在CMF2025年中期論壇（總第69期）上談到，“十五五”期間，中國經濟進入到全力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階段。在服務業方面，應重點抓好生產性服務業，它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溫床和土壤，而且自帶光環，其本身就是新質生產力。生產性服務業是GDP最大板塊的增長極，是催生“獨角獸”企業的動力源泉，是提升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堅實基礎，是提高終端產品附加值的靈魂，也是提高一個國家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基礎。從現實情況來看，盡管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已取得諸多成就，但在生產性服務業方面仍存在明顯短板，占GDP比重僅為27%至30%，遠低于歐美國家40%至50%的水平。

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要依靠企業主體的實踐與創新。所以，我們要重點培育和發展與生產性服務業密切相關的五類企業。第一類是中小企業。這類企業專注于如物流、金融、檢驗檢測等細分領域，是推動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重要基礎力量。第二類是專注于生產性服務業領域的世界500強企業，如新加坡的普洛斯和法國的施耐德電氣。第三類是一手抓生產性服務業、一手抓制造業的大型企業集團。這類企業既涵蓋研究開發、物流配送、售后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同時也是大規模的制造業企業。第四類是生產性服務業的鏈頭企業，統籌其上下游產業鏈中的十大類生產性服務業，并將產品制造環節交由代工企業完成，如蘋果、華為、微軟等。第五類是產業互聯網企業。

“生產性服務業是GDP最大板塊的增長極，是催生‘獨角獸’企業的動力源泉，是提升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堅實基礎，是提高終端產品附加值的靈魂，也是提高一個國家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基礎。”

“若能充分發揮小中大型企業、鏈頭企業及產業互聯網平臺的作用，加上政府部門眾多從事專業服務的機構配合推進，便可在這五大服務體系的共同驅動下，實現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快速發展。”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劉元春在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101期）上提到，特朗普一系列政策安排在美國歷史上并非是特殊事件，美國曾經歷過五次關稅浪潮，其規模與影響不亞于當前“特朗普2.0”時期的政策。美國對關稅的理解和運用與我國存在本質差異，我們必須從歷史維度來分析其對關稅的戰略認識與政策邏輯。從歷史梳理中可以得出兩點重要結論：一是美國關稅政策的實施往往會引發其國內政治陣營的分化；二是美國的工業化或再工業化是否能夠成功，實質上取決于其所處的發展階段。當美國完成工業化并向后工業化社會邁進時，所有試圖通過關稅推動再工業化的法案幾乎都以失敗告終。

對于此次“特朗普2.0”時代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我們必須從歷史的角度出發，高度關注以下三個重要問題。第一，美國文化并不像當前某些輿論所宣揚的那樣，對“關稅戰”普遍持反感態度。第二，在“關稅戰”的推進過程中，美國的內部政治分裂不僅不會得到緩解，反而可能進一步激化。第三，當前美國經濟高度金融化，呈現“脫實向虛”特征，美國再工業化在很大程度上難以實現。所以，在分析“特朗普沖擊波”的未來走向時，我們不能停留在“就關稅談關稅”的層面，應轉向分析美國所面臨的孤立主義、分裂主義所引發的結構性與整體性變化。

“縱觀歷史，美國曾經歷過五次關稅浪潮，很多次的關稅沖擊的規模與影響并不亞于當前‘特朗普2.0’時期的政策。”

“在分析‘特朗普沖擊波’的未來走向時，我們不能停留在“就關稅談關稅”的層面，應轉向分析美國所面臨的孤立主義、分裂主義所引發的結構性與整體性變化。”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劉元春在CMF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會（2025年7月）（總第79期）上指出，在房地產方面，目前房地產市場已基本渡過最危險階段，其對中國宏觀經濟的沖擊已明顯弱于2022-2024年，“灰犀牛”效應在目前的政策背景下基本可以排除。在出口方面，搶出口現象確實存在，但并非導致整體出口走勢變化的決定性因素，美國關稅豁免期結束后出口出現“斷崖式”下滑的情形預計不會發生。在消費方面，下半年剩余的1380億元財政資金仍有望撬動約1.1萬億元的銷售規模，因為政策擴大了“以舊換新”的適用范圍，并且地方財政資金也將配套投入，預計整體拉動效果不會減弱。在低價格效應方面，目前針對“內卷”問題的治理已從多個角度展開，并自去年以來逐步形成共識，治理工作正在深入推進，相關措施在微觀層面上有望緩解當前的低價格現象。

下半年，我國在“穩增長”方面面臨一定挑戰，不能因上半年實現5.3%的增速而掉以輕心，必須以“時不我待”的態度進一步部署擴大內需的相關政策，對上述四大關鍵問題進行前瞻性調整。我們仍需更加深入理解中國經濟的本質特征，特別是其彈性、韌性、面對外部沖擊的抵抗能力以及政策調整的力度，這有助于我們在下半年提前做好準備，確保整體經濟保持相對平穩的狀態，并為明年的經濟調整和治理打下堅實基礎。

“我們仍需更加深入理解中國經濟的本質特征，特別是其彈性、韌性、面對外部沖擊的抵抗能力以及政策調整的力度進行精確把握，這有助于我們在下半年提前做好準備，確保整體經濟保持相對平穩的狀態，并為明年的經濟調整和治理打下堅實基礎。”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于澤在2024年第24期《人民論壇》雜志發表文章，回顧2024年，一季度開門紅之后，二季度和三季度經濟出現了新問題和新情況，9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果斷部署一攬子增量政策，使社會信心有效提振，經濟明顯回升。

2025年要牢牢把握“穩”的工作主線，防范化解內外部風險挑戰。穩中求進、以進促穩，保障經濟穩定增長，在根本途徑上，我國需要邁進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時，隨著經濟中存量調整占比不斷提升，要特別關注存量和增量的聯動問題，統籌考慮存量和增量市場。打好宏觀政策“組合拳”，新思路助力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為，貨幣政策適度寬松，打好政策“組合拳”。扎實做好2025年經濟工作重點任務。

“面對經濟新變化，做到穩中有進需要進一步開拓超常規的思路，以新思路設計新工具，充實政策工具箱，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

“2025年九項重點任務明確了主攻方向，關鍵在于政策執行力度，確保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到實處。要繼續疏通政策傳導機制，讓宏觀政策有微觀效果；激發各方面主體的活力，特別是要強化正向激勵，激發干事創業的內生動力。”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副所長徐奇淵在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101期）上從黨的三大法寶出發，分析如何應對“特朗普2.0沖擊”。其中，黨的三大法寶包括：黨的建設；武裝斗爭；統一戰線。在當前中美關系背景下，黨的建設具有重要意義。第一，首要任務是加強自身建設，做好自己的事情。第二，當前的“斗爭”應以合作為最終目標，通過“斗爭”尋求合作，這是雙邊關系的重要指導思想。第三，擴大國際統一戰線，處理好與第三方國家的關系至關重要。敢于斗爭又善于斗爭是應對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則，具體來看，我國在應對貿易摩擦時采取了“扭抱纏斗”的策略。

我國應將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從國內拓展至國外，將第三方國家中能夠團結的力量納入其中。中美之間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地緣政治沖突的因素，但中國與歐洲以及其他國家之間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屬于地緣經濟沖突。從擴大國際統一戰線的視角來看，中國致力于擴大內需，這一舉措不僅是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關鍵環節，更是改善地緣經濟環境的重要切入點。如果中國成為全球重要的凈進口市場，向全世界提供需求，那么中國與其他經濟體的關系將從競爭轉變為互補。

“擴大統一戰線，在國際范圍內來看就是要盡可能地擴大國際統一戰線，把朋友做得多多的。”

“擴大內需是當前做好自己事情的最直接體現；從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角度來看，擴大內需越成功，我國在中美雙邊關系中的斗爭地位就越主動、越有利；與第三方國家實現更加平衡的經貿關系，是改善地緣經濟環境的關鍵點。”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姚洋在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102期）上指出，經過幾年與美國的貿易摩擦，中國已逐漸適應高關稅環境，且轉口貿易的規模及其受關稅影響的程度尚不明確。若將這些因素考慮在內，關稅增加84%對GDP的負面影響仍可能達到-2%左右。目前，多數估算認為，若關稅從20%增加到60%，即增加40個百分點，對GDP的負面影響約為1個百分點。因此，此次關稅增加84%，對GDP的負面影響估計為2個百分點。基于這一估算，今年實現5%經濟增長目標的挑戰將非常大，關稅沖擊可能占到今年增長目標的40%-50%，這意味著為實現5%的增長目標，國內經濟增長需達到7%到7.5%，才能彌補因關稅沖擊造成的負增長缺口。

在國內政策工具箱中，仍有諸多政策工具尚未充分利用，應抓住機遇，化危為機，進一步加大促進內需的力度。今年政府在促進內需方面已采取了較大規模的措施，方向正確，但仍有加碼空間，應將更多注意力聚焦于影響內需的關鍵因素，即“房間里的兩頭大象”。 第一頭“大象”是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中央政府已開始采取措施應對，例如今年地方專項債規模達4.4萬億元，在延續以往投資用途的基礎上，新增用于“三保”、用于 收儲土地和房屋兩個用途，但力度仍顯不足。第二頭“大象”是房地產業仍在下行，對整體需求產生了巨大影響，從投資到消費，形成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因此，除個人消費外，應重點關注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和房地產市場的下行問題。

“如今形勢反轉，美國和歐洲開始要求中國以技術換市場，這從側面反映了中國技術的進步和競爭力的提升。”

“中央政府的政策工具箱中仍有諸多工具可供使用。只要充分運用這些工具，就一定能夠成功應對特朗普2.0的沖擊，并實現今年5%的增長目標。”

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常務院長劉志彪在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97期）認為，從產業角度來看，中國“內卷式”競爭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五點。第一，在某一行業生產能力遠超市場需求擴張速度的情況下，每個企業的市場份額不斷減少，導致價格競爭激烈。第二，在企業投入方面，要素投入往往會出現邊際收益遞減的現象，這會加劇企業的資金壓力，并導致資源浪費。第三，在缺乏創新的情況下，企業間的競爭往往變為同質化競爭，導致惡性價格戰。第四，產業進入門檻過低或政府幫助突破市場壁壘，導致大量企業涌入市場，無法實現規模經濟，最終通過降價進行惡性競爭。第五，中國終端行業巨頭通過壓迫上游供應商降價和延遲付款，借此提高自身競爭力，這種壓榨行為對上游企業造成了巨大壓力，甚至導致許多供應商企業倒閉。

解決中國“內卷式”競爭的問題不能一蹴而就，因為這和體制改革息息相關。首先，必須加強企業的自主性和決策獨立性，實施硬預算約束。其次，地方政府在競爭中的角色需要調整，既要發揮積極性，又要抑制不正當競爭。最后，在產業組織重構方面，國家政策要鼓勵壟斷競爭市場結構的形成，促進兼并收購和破產重組；在產業轉型政策方面，應支持技術研發創新，鼓勵企業在創新前端的競爭，支持有競爭能力的企業，同時從補貼生產者轉向補貼消費者，緩解產能過剩和“內卷式”競爭的壓力。

“從產業鏈的角度分析，中國在終端產品領域擁有強大的生產能力，形成了眾多行業巨頭。然而，這些巨頭往往把它們之間的激烈競爭壓力，通過各種方法與渠道轉嫁給上游供應商，表現為掠奪供應商式的增長。”

“要支持產業政策向前端轉移，而非后端的產能復制。產業政策的補貼方式需要進行方向性的調整。”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刁大明在2025年第5期《現代國際關系》發表文章，就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J.Trump)在其第二任期“百日執政”內外事務上的一系列極端政策議程發表觀點。特朗普的內外極端議程反映出其再次執政后的某些趨勢與傾向。對內，這是由“帝王式總統”行政擴權所驅動的“小政府”的經濟民粹主義與價值觀保守主義。對外，這是一種在無形維度（如國際領導力、國際機制與組織）收縮卻在有形維度（如領土、管轄權及資源控制權）擴張的、雜糅著“門羅主義”與“冷戰思維”的交易型單邊主義。特朗普的極端議程難以給美國帶來真正的變革，而針對特朗普極端議程的深入反思才有可能觸及變革。

“加征關稅可能進一步改變聯邦財政收入結構，導致對外高關稅再次成為美國的所謂‘常態’。”

“特朗普的內外極端議程的確擺出了一副給美國帶來重大變革的架勢。但就歷史經驗而言，牽動這個國家方向的重大變革基本上都發生在外部危機（如戰爭）或內部危機（如內戰或大蕭條）等關鍵背景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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