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不白的陳炯明？炮轟孫中山的總統府，為什么還有人同情他

1925年3月12日凌晨，北平協和醫院外的寒風吹得旗幟作響。舉國都在關注一件事——孫中山逝世。吊唁的人群里，不少人低聲議論，“如果沒有三年前那一炮，先生今天會不會依舊在兩廣指揮北伐？”那一炮指的是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炮擊廣州總統府。奇怪的是，街頭書報攤上依舊能看到一些悼詞盛贊“陳公高潔”，讓人不禁犯嘀咕：同一位軍人，為何在政治史和坊間口碑里判若兩人？

把時鐘撥回到1878年1月5日，海豐縣梅隴鎮。陳家添了一個男嬰，取名炯明。家境中等，卻重教育。陳炯明11歲進縣學，20歲中秀才，28歲完成廣東政法學堂學業。彼時的廣東，滿街新思潮，《時務報》《民報》從上海和東京傳來，連碼頭苦力都知道外面有個叫“憲政”的玩意兒。陳炯明便扎根海豐，辦自治會、辦新學，瑣碎，卻扎實。

1909年秋，廣東諮議局選舉。陳炯明拿著厚厚一疊地方改良提案進城，一開口就要求裁汰冗兵、增設義務教育。他的粵語鄉音讓某些老紳士側目，卻讓年輕議員直呼痛快。“如果錢都養兵，那孩子讀書靠誰？”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俚語，后來被廣州報紙當作“禁軍強省”的口號刊登。

第一個轉折出現在1911年。辛亥風云席卷兩廣，清政府搖搖欲墜。陳炯明響應革命黨，起義奪取潮州。戰火未熄，他已按捺不住——立即著手改組警察、清理賭館、查禁煙館。日后有人問他為何如此急，他淡淡一句：“腳下這片地，若不先管好，就等著別人來管。”

從1918到1921年，陳炯明在廣東、閩南之間穿梭。軍裝、洋槍和省憲草案同框，旁人看著別扭，他卻自得其樂。1920年6月，陳率部擊敗桂系陸榮廷，迎孫中山重返廣州。孫中山授其粵軍總司令，陳敬禮道：“愿為大總統掃平南北。”場面極為熱烈。誰能想到，兩人終以炮火收場？

事情的關鍵在“聯省自治”。梁啟超早在1906年就拋出“省為單位，結成聯邦”的設想。陳炯明深信此道。他說過一句話：“與其耗盡國力一口吞下北方，不如各省先站穩腳跟，再談共治。”孫中山只認“北伐統一”這條路。理念沖突，磨合期不過一年。

1922年初夏，珠江水面悶熱。廣州大元帥府里，孫中山正召集會議，加緊北伐計劃。另一邊，陳炯明在粵軍司令部召開秘密會議，提出“各省自決”。副官勸他緩一緩，他卻揮手：“再拖，省城就被拉入一場無望的內戰。”這句后半夜說出的硬話，成了叛變前最后的注腳。

6月16日清晨，槍聲先從河南岸傳來。廣九鐵路橋頭火光沖天，隨后海珠炮臺炮口轉向市區。十分鐘后，永豐艦（后改名中山艦）桅桿升起戰旗，對岸炮位同時開火，總統府屋頂瓦片紛飛。孫中山在警衛護送下登上永豐艦，途中只對隨行者說了一句：“陳為何至此？”七個字，竟無怒氣，更多是困惑。

廣州城一夜易手。孫中山被迫經香港轉道上海，粵軍內部卻陷入分裂。戰場上陳炯明表面占優，政治上卻四野孤立。左翼知識界指責他“阻斷革命”，北洋系則嘲他“割據空談”。廣東商團看似支持，實則觀望。短短兩個月，原本號稱十萬的粵軍陷入財政枯竭，基層士兵連餉銀都領不到，士氣驟降。

值得一提的是，陳炯明撤防之際仍下令“禁賭”不廢，“清煙”不停。這種怪異的并行，讓不少廣州市民對他難以徹底唾棄。老報人徐朗西寫道：“炮擊固為重罪，然市民無錢可賭、無煙可吸，終究拍手稱快。”市面秩序甚至比戰前略有起色，這份復雜情緒為后世留下口碑裂痕。

1923年1月，孫中山在上海發表《建國大綱》，正式宣布“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外界普遍認為，這一步與陳炯明事變有直接關系。“若不背水一戰，革命再無生機。”宋慶齡對友人這樣解釋決策的背景。國民黨改組隨即展開，陳炯明則被列為“第一號叛徒”。

再看陳炯明此后光景。1923年底被粵桂聯軍擊敗，退守汕頭、梅隴一帶。1924年10月，又遭新桂系進攻，逃往香港。隨行親信不到百人，他自嘲“今日成了真正自治：一條船自治”。90多歲的母親留在家鄉，靠族親接濟。如此潦倒，與昔日意氣風發的粵軍總司令形成強烈反差。

1931年秋，“九一八”噩耗傳至香港。日商代表登門，遞上一張八萬元支票，開口便是：“陳先生若愿出面組建華南自治政府，東亞和平必大有裨益。”陳炯明抬手畫叉，冷冷回了四個字：“此事休提。”事情被記者寫進專欄，廣東鄉紳一片叫好，也有人暗罵他“迂腐”。爭議如影隨形。

1933年秋，陳炯明積勞成疾，終在香港病逝，年僅55歲。家中無余財，抬棺材的錢都是出殯那天才湊齊。送挽聯的卻有3000多幅，從蔣介石到汪精衛，從舊部到昔日政敵，無一不提他“廉潔”“操守”。吊唁隊伍里，一位老兵對同伴悄聲道：“陳司令打錯了仗，卻沒拿錯錢。”只此一句，穿透屋檐沉沉雨聲。

回頭梳理陳炯明留下的政績，用數字并不難：禁賭令令發三月后，全廣東賭場從八百余家降到零；公開銷毀鴉片十四萬兩；教育經費占省收入十分之一；廣州合法妓館銳減八成；省憲草案四易其稿，雖未正式實施，卻成為后來廣東地方立法參考。嚴謹統計的同時，還少不了細節——海豐免費女學堂幾個女孩走出鄉村，后來加入1927年廣州起義，這一脈線索在中共黨史里都有記載。

然而同樣清晰的是，聯省自治在當時中國幾乎沒有可行空間。北洋體系的武力割據、各省財政自給率低下、鐵路電訊跨省依賴中央，這些硬傷決定了“和平試點”幾無可能。理念再高潔，也無法避開冷冰冰的地緣現實。陳炯明倘若生在二十世紀后半葉，也許會是一位地方建設能手，但民國前期的炮火讓一切想象都歸于烏有。

孫中山晚年談及故人，只留下兩句斷評：“炯明廉而不達，志大而才疏。”同時又補了一句：“吾不如其不貪，然其計非救國計。”褒貶各半，頗有分寸。歷史教材往往只保留“事變”二字，忽略了人性與環境的纏繞。于是，在讀者腦海里，陳炯明成了單一的“叛徒”標簽，光與影割裂得徹底。

今天舊報章還存放史料室。翻開1922年6月18日的《廣州民國日報》，頭版社論末尾有一句頗耐人尋味：“天下事成敗在勢，與其論人，莫若究其時。”放回當年的時勢，再看陳炯明，確實更易理解——他想通過地方建設證明一條新路，可惜腳下土地太松，中央集權與軍閥角力如同潮水。潮來，人被卷走，再清白也難逃罵名；潮退，岸邊依稀還能看到幾枚閃光的貝殼，那是他留下的政績與私德。

歷史不會給第二次機會，評價卻永遠在路上。陳炯明的名字或許洗不白，也不必刻意涂黑。唯一確定的是：珠江口那一聲炮響改變了孫中山的決策，也改寫了北伐的時程。在南中國的雨季與舊海關鐘聲之間，一位復雜軍人留下的背影，仍值得后人多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