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覺明明戰績平庸為何還能獲得老蔣重用？敗軍之際，石覺很忠心

1924年，當十六歲的廣西青年石世偉踏上開往廣州的輪船時，他大概不會想到，自己后來會經歷一番什么樣的人生。數十年后，這位黃埔三期生成為蔣介石在臺灣仍委以重任的陸軍二級上將。其生涯起伏，恰是理解國民黨軍隊內部用人邏輯的一把鑰匙：在能力與戰功之外，“黃埔出身”與“絕對忠誠”何以成為更沉重的砝碼？

說起來，石覺不像王耀武那樣以戰功顯赫著稱，也不如胡宗南那樣手握重兵、權傾一方，更缺乏孫立人那種國際視野與桀驁個性。

然而，從1926年黃埔畢業到1986年在臺北逝世，石覺的仕途雖偶有顛簸，卻總體平穩，乃至在江山易手、眾多“名將”隕落之際，他依然能全身而退，并在新天地里占據一席之地。

老蔣用人

蔣介石的用人哲學，向來注重“血緣”與“學緣”。這里的“血緣”，并非真正的親屬關系，而是指浙江籍貫、黃埔出身所構建的忠誠網絡。

黃埔軍校，尤其是早期畢業生，被蔣視為“天子門生”，是他最為信賴的根基。石覺在1925年考入第三期，雖非一期那般“元老”，卻也穩穩踏進了這扇核心門檻。

畢業后，石覺并沒有立即奔赴前線搏殺，而是留校擔任區隊長。這段經歷一定程度上耽誤了石覺的戰功積累，但是卻讓他更深入地浸潤于黃埔系的文化與人事之中，也與日后諸多同窗建立了聯系。

這一點其實在國民黨軍政體系中非常重要。

當然了，僅憑黃埔招牌，并不足以保證石覺步步高升。石覺職業生涯最關鍵的一步，是找到了湯恩伯這座靠山。

1930年，石覺調任教導第二師營長，自此長期追隨湯恩伯，成為其嫡系第四師（后擴編為第十三軍）的核心成員。

在派系林立的國軍中，緊跟一位實權長官，是晉升的關鍵所在。湯恩伯對石覺頗為器重，甚至有傳言視湯恩伯其為“干兒子”。

湯恩伯的這種器重，也許源于石覺的“稟賦平庸”反而顯得可靠。石覺熟練于部隊內部的潛規則，執行力強且毫無二心。對于湯恩伯來說，石覺聽話又不會對自己構成什么威脅，這樣的人最好用不過了。

于是，在湯恩伯的提攜下，石覺從營長、團長、旅長，一路升至師長、軍長。抗戰期間石覺跟著湯恩伯參與了南口、臺兒莊、武漢等多場會戰。

從整體上看，石覺的軍旅生涯中并無缺憾，但也沒有當一面的決定性戰功。

顯露真相

1945年底，石覺率第十三軍作為首批部隊進入東北，搶占戰略要地。

在初期，石覺帶領部隊也算是順風順水，但隨著我軍在東北發展壯大，石覺所部逐漸陷入被動，從主力變為“板凳隊員”，最終只能步步后撤，困守熱河。

1948年，隨著北方重鎮承德失守，對于國民黨當局來說整個華北局勢崩壞。然而石覺卻升任第九兵團司令，他與李文兵團一同成了北平城內最后的蔣系中央軍。

當傅作義決定和平起義時，石覺敏銳察覺形勢不可為，竭力爭取空運撤離部隊，在計劃受阻后，果斷與李文帶領一批高級軍官乘飛機南逃，保住了自身及其核心班底。

這次成功的“轉進”，不僅保住了石覺自己的性命，更向蔣介石證明了他在絕境中的“忠誠”與“可控”。

命運各異

比起石覺，同樣是黃埔出身的王耀武，在濟南戰敗逃跑過程中被俘；驍勇善戰的邱清泉最終也戰死于淮海戰場。

戰績平庸的石覺在丟城失地后不僅沒有受到懲罰，反而更受信賴。這其中原因正在于一個沒有卓越戰功和龐大私人勢力的將領，其全部資本都系于蔣介石的信任，而這樣的人對于老蔣來說才是最可靠的。

后來蔣介石在日記中曾惋嘆湯恩伯連累了石覺，稱其“本為最有希望之將領”。蔣公這句評語很有意思，與其說是蔣對石覺軍事才華肯定，倒不如說是對其“忠誠”品質的認可。

在蔣介石退至臺灣后，石覺的生涯開啟了第二春。他先后擔任臺灣防衛副總司令、“副參謀總長”、“聯勤總司令”，最終官至“銓敘部部長”并晉升陸軍二級上將。

然而石覺的這些職位多屬軍政、后勤與人事系統，而非一線作戰指揮。可能老蔣心中也清楚，石覺雖然聽話，但是很跟胡璉等人比起來還是差了點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