攜程遭反壟斷立案調查：日賺2.16億的“利潤之王”面臨最嚴審視

當一家平臺在行業內賺的錢，比A股所有酒店、景區、航空公司上市公司利潤總和還多出一半時，用戶的選擇權和商家的生存空間，到底還剩下多少？

近日，市場監管總局根據前期核查，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對攜程集團有限公司涉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實施壟斷行為立案調查。

中國在線旅游行業的“利潤之王”再次推向了風口浪尖。

就在一個多月前，攜程剛剛發布了一份令市場咋舌的成績單，2025年第三季度日均盈利2.16億元，凈利潤規模甚至超過了同期的貴州茅臺；前三季度累計凈利潤已達290億元，超過A股酒店、景區、航空三大旅游板塊所有上市公司利潤總和的1.5倍。

據36氪計算統計，A股旅游鏈各子版塊在2025年前三季度的凈利潤分別是，酒店15億、景區26億、航空運輸149億，合計約190億。

但耀眼數字的背后，一場風暴早已醞釀。一邊，是用戶因平臺與柬埔寨的旅游合作而掀起的卸載與抵制潮，安全焦慮擊穿了價格敏感；另一邊，是云南民宿商家抱團發起反壟斷投訴，“二選一”、高傭金、強制調價成為集體聲討的“罪狀”。

看似獨立的兩端怒火，燒向的是同一個核心。當一家平臺憑借壟斷地位，掌握了過大的規則制定權與利潤分配權時，用戶與合作伙伴的權益如何保障？

此次立案調查，標志著這場積怨已久的矛盾，終于從市場反饋進入法制化監管。而攜程真正的考驗或許才剛剛開始，在監管的審視與生態的信任危機下，它必須回答一個根本問題，是繼續依賴龍頭地位維持高額利潤，還是徹底重構與用戶、商家之間的契約，走向一個更透明、更公平、更可持續的未來？

Part.1

用戶卸載注銷“大逃亡”

一次合作如何引爆長期積怨

2025年12月初，一場常規的商業合作，意外成為了一場大規模用戶抵制運動的導火索。

自2025年11月柬埔寨宣布對中國試行單方面免簽政策，哪怕是苦簽證辦理之難已久，中國游客對此始終反應冷淡。

畢竟，在國內用戶認知中，柬埔寨早已與網絡賭博、電信詐騙、綁架勒索等惡性事件深度綁定，“高薪招聘”背后的詐騙陷阱被反復警示。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2025年多次發布安全提醒，還通報過邊境沖突致中國公民受傷的案例，進一步強化了用戶對該地區的安全警惕。

據全球在線旅游平臺Booking.com繽客發布的《2025中國旅客出境游趨勢報告》顯示，安全始終是決策核心，44%的受訪者將目的地安全/治安列為首要考量，政治動蕩（24%）與詐騙風險（23%）亦為高度警惕因素。

當柬埔寨在眾多游客心中已與高風險畫上等號之時，攜程卻在12月初高調與柬埔寨國家旅游局進行營銷合作簽約儀式，按照協議，攜程將在柬埔寨對華免簽后上線廣告內容。

這一動作被普遍解讀為對用戶核心關切的漠視，社交媒體上迅速涌現的“注銷攜程”聲浪，用戶紛紛在社交媒體表示已注銷攜程并卸載App。

更有甚者，對攜程的不滿情緒還蔓延至去哪兒、同程、飛豬等其他OTA平臺，部分用戶選擇一并卸載。

面對持續洶涌的卸載潮和批評聲，攜程非但未第一時間疏通情緒、澄清疑慮，反而為設置注銷門檻。晚一步申請注銷的用戶，無法使用一鍵注銷功能，只能被迫聯系客服操作，甚至被要求提交手持身份證照片。

這一做法直接違反了《網絡數據安全管理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規定了針對個人請求刪除個人信息或注銷賬號，網絡數據處理者應當及時受理、提供便捷的行使權利的方法和途徑、不得設置不合理條件等義務。

直至風波發酵近一個月后，攜程才于12月25日發布聲明，強調合作未曾啟動，并承諾不涉及任何數據合作，絕不存在泄露用戶隱私信息的情況，以試圖平息風波。

事實上，柬埔寨合作事件引發抵制用戶浪潮的深層次原因，在于攜程長期面臨的信任赤字。

此前，攜程屢次發生信息安全問題。2014年3月，烏云平臺曝光攜程支付系統重大漏洞，用戶姓名、身份證號、銀行卡號等核心支付信息可被任意讀取；2018年，攜程因過度收集用戶信息被工信部約談；2025年，其旗下攜程金融App再次因違規收集個人信息，被國家網絡安全通報中心點名批評。

在多次整改承諾與監管約談之后，攜程仍未建立起用戶信任的“防火墻”，還與敏感地區合作，極易被視作對用戶數據安全的又一次冒險。

更深層的沖突在于飽受詬病的“大數據殺熟”及定價不透明問題，“同物不同價”、“強制捆綁銷售”等現象成為攜程高頻投訴點，不僅普通用戶深受其害，韓雪、馬天宇等公眾人物也曾公開吐槽攜程大數據殺熟的亂象。

用戶購買攜程會員，本是為了享受更好的權益，卻可能淪為被攜程重點“收割”的對象。不止一位攜程鉆石貴賓會員在社交媒體吐槽，購買同一機票、酒店，會員價格反而高于普通用戶。即使用戶投訴，攜程往往以“價格浮動”“房源緊張”等理由搪塞，難以獲得實質性解決方案。

因此這場“用戶大逃亡”不只是對單一合作的反抗，也是長期累積的不滿情緒的集中釋放。在用戶主權時代，用戶不再被動接受平臺的不合理規則。

對攜程而言，此次危機也并非偶然的商業失誤，或對當前中國出境游客決策心理變化的誤判，而是長期忽視用戶體驗、透支品牌信任的必然結果。

Part.2

從“調價助手”到行業維權

一個壟斷生態的商家困境

就在用戶用手投票時，商家端的維權潮也洶涌而至。

2025年12月8日，云南省旅游民宿行業協會發布《云南省旅游民宿行業協會關于啟動OTA不正當競爭反壟斷維權工作的決定》，正式啟動對攜程等OTA平臺的反壟斷維權，準備向市場監管部門提起集體投訴。

上述公告表示，協會多次接到會員單位投訴，反映個別OTA平臺利用市場支配地位，對云南民宿經營者實施“二選一”霸王條款、單方面隨意漲傭、設置不公平交易條件、屏蔽流量等不正當競爭行為。

盡管協會會長賀雙全強調，此次調查沒有直接指向某一個特定的OTA平臺，而是針對一類型的現象，但攜程品牌名出現在公告中，且是國內OTA行業龍頭。

賀雙全還指出，很多民宿可以接受8%到15%之間的傭金率，但除卻這些顯性成本，還存在著更為隱蔽的平臺費用，有些OTA的綜合抽成比例高達30%到40%。

此次集體維權，可以看作是商家對平臺“規則黑箱”的正面公開挑戰。長期以來，OTA平臺憑借技術優勢與市場地位，構建了一套復雜的規則體系。商家雖是生態參與者之一，卻往往對定價邏輯、流量分配、傭金構成等關鍵規則缺乏知情權與協商權。

攜程備受爭議的“調價助手”即為例證，該工具能自動抓取競對價格并修改商家掛牌價，甚至代為報名促銷活動，實質上剝奪了商家的核心經營自主權。

值得關注的是，此類行為在2025年已引發多地監管部門介入。6月起，鄭州、貴州等地市場監管部門先后就“二選一”、干預定價等問題對攜程進行約談，9月“鄭州市場監管”發布調查結果，指出平臺存在“服務協議、交易規則以及技術等手段，對平臺內經營者的交易、交易價格進行不合理限制”的問題。

然而，密集的監管警示并未能根本扭轉平臺行為模式，背后是其壟斷地位賦予的“底氣”。

攜程成立于1999年，比去哪兒、同程早6年左右，比飛豬、美團早了11年，憑借先發優勢積蓄了實力，隨后通過一連串并購整合行業核心資源市場主導地位。2015年收購去哪兒網，2017年成為同程旅游、藝龍旅行的第一大股東，將行業“老二到老五”全部納入“攜程系”版圖。

這種“并購+控股”的模式，削弱了行業競爭活力，其余OTA平臺在資本控制下變成陪跑者，價格戰與流量競爭被顯著壓制。

2024年數據顯示，攜程在酒旅市場的GMV市占率高達56%，形成了事實上的流量控制與規則制定權。這種市場結構下，平臺與商家間的議價能力高度失衡。

攜程商業模式的核心，在于通過“機票引流、酒店抽傭”模式實現利潤最大化。以低毛利的機票業務吸引并沉淀用戶，形成規模流量池；再以此為基礎，向高傭金率的住宿業務（尤其是高星酒店）進行精準導流，實現價值變現。

2025年第三季度，攜程住宿預訂業務營收80億元，占總營收43.72%，同比增長18%，印證了該模式在財務上的有效性。

然而，這一商業閉環在成就平臺高利潤的同時，也埋下了隱患。當平臺通過技術手段深度介入商家經營時，角色已從交易服務者滑向經營控制者。不僅侵蝕了商家的利潤空間與自主權，長遠來看更可能削弱整個供給端的活力與多樣性。

此次云南民宿行業的集體行動，向所有平臺型公司提出一個根本性問題，在追求自身增長與效率的同時，平臺是否愿意為生態中的合作伙伴保留合理的利潤空間與經營尊嚴？

監管的介入與商家的覺醒，或許正推動在線旅游行業走向一個拐點。

Part.3

增長的AB面

國內高利潤“壟斷”與國際擴張困局

對用戶和商家的雙重“有效運營”，換來了亮眼的財務數據。

2025年前三季，攜程營收471億、同比增長15.9%；凈利潤291億、同比增長93.6%。其中，第三季度實現營收183億元，同比增長16%，凈利潤達199億元，同比增長194.01%，相當于日均盈利約2.16億元。同期貴州茅臺凈利潤為192.2億元，比攜程少賺了6.8億元。

凈利潤規模超過同期營收，核心原因是報告期內出售了印度酒旅OTA平臺MakeMyTrip約29%股權，斬獲170.32億元“其他收益”。

如果剔除資產處置所得，只看經營相關利潤，攜程的賺錢能力依然領先多數互聯網大廠。

攜程毛利率常年保持在80%上下，2025年第三季度其毛利率為81.55%，同期騰訊、網易的毛利率分別為56.41%、64.10%。然而，高利潤率的另一面，是產業鏈上下游的普遍承壓。2025年以來，國內景區、酒店、航司普遍面臨客流波動與利潤攤薄的壓力，部分五星級酒店甚至通過擺攤售賣餐飲等產品彌補營收缺口。

這進一步凸顯了平臺經濟中一個關鍵矛盾，當中間渠道憑借市場地位獲得過高的價值分配比例時，整個產業鏈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可能受到侵蝕。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攜程在國際市場的積極進取姿態。

近年來，攜程將國際化定位為核心戰略，通過設立10億元旅游創新基金、收購歐洲差旅管理公司KeyTravel等一系列舉措，力圖縮小與Booking、Expedia等全球巨頭的差距。從數據看，其海外業務增長顯著，國際平臺總預訂量同比增長約60%，出境游預訂量恢復至2019年同期的140%。

但國際化征程遠非簡單的模式復制。與柬埔寨合作的爭議，恰好暴露了攜程現有模式在國際化進程中面臨的挑戰。標準化的國內運營模式難以適配多元復雜的國際市場環境，在國內積累的品牌信譽與用戶關系也無法直接轉化為國際市場的信任資本。

攜程“重營銷投入、輕信任構建”的初期擴張策略，在遭遇文化差異與安全疑慮時顯得尤為脆弱。

攜程創始人梁建章曾言“用高倍鏡都找不到競爭對手”，這或許是對國內市場地位的客觀描述。然而，從用戶因安全焦慮集體卸載，到商家因規則不公發起集體維權，再到如今面臨反壟斷調查，真正的挑戰并非來自外部競爭者，而是源于商業模式本身的可持續性。

商業的核心是價值交換，平臺的使命是連接供需、創造價值。大數據應是提升服務效率、優化供需匹配的工具，而非“殺熟”的利器；市場份額應是承擔社會責任、賦能行業發展的基礎，而非“剝削”上下游的資本。

此次攜程面臨的系列危機，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在消費者主權時代，平臺不再能依靠壟斷地位任意制定規則。無論日賺2.16億，還是市值千億，失去人心，一切皆空。

對于攜程而言，當前危機既是挑戰也是轉折。是繼續依賴壟斷地位“兩頭通吃”，還是回歸平臺本質、重構價值關系，將決定它能否穿越這場風暴。

畢竟，商業世界沒有永遠的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