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中國法學研究的垃圾化轉向

眼下，一種令人不安的趨勢正在中國法學界悄然蔓延，連那些曾經被視為標桿的頂級法學期刊也未能幸免。它們不時會推出一些讓人過目即忘、卻又不便置評的文章。這些文章往往頂著權威作者的名頭，談論著無懈可擊的主題，通篇都是四平八穩的正確表述，細讀之下卻空無一物。

你很難指出它錯在哪里。因為它本就未曾試圖說清什么。改革開放以來的法治成就當然要肯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優越性當然要闡述，這些問題本身不容置疑。問題在于，當每一句都正確，每一段都安全，每一個結論都預設了不可觸碰的前提，學術討論便失去了應有的鋒芒與坦誠。那些文章（可能稱為領導喊話更確切）如同用官話、套話、漂亮話搭建而成的語言迷宮，你以為走進了學術殿堂，實際上只是參觀了一場精心策劃的話語表演。

更妙的是，任何試圖批評的沖動都會在動筆前自行消解——你要如何批評一篇什么都沒說錯甚至什么都沒說的文字？批評它不夠深刻？作者可以說你誤解了原意；批評它空洞無物？期刊編輯會提醒你注意作者身份；批評它重復常識？審稿專家或許會反問：常識難道不是最需要強調的嗎？

這種無法批評、無法反駁、無法評價的特性，恰恰是此類文本最精明之處。它們不追求知識增量，不打算回應真問題，甚至不期待真正被閱讀。其存在的唯一意義，就是在特定評價體系中兌換成發表數量、項目積分、學科排名。一位學界前輩若在退休前需要增補幾篇頂刊論文，這類選題堪稱完美——風險為零，收益確定，且因論述姿態足夠高，任何人都難以公開質疑。期刊方面同樣樂于配合。發表權威學者的文章，即便內容上乏善可陳，至少可以壯聲勢、保影響因子，在各類評估中增添亮色。至于文章本身是否推動了學術認知，是否回應了實踐中的法治困境，反倒成了次要考量。雙方各取所需，完成了一場心照不宣的交易。

只是，這份默契的代價，是中國法學研究的實質性倒退。

這種垃圾化的轉向，首先污染的是學術空氣。

當頂級法學期刊默許甚至鼓勵這種生產模式，整個學界的激勵機制便被扭曲。青年學者很快會看穿游戲規則。苦心孤詣鉆研真問題，可能數年無緣發表；而追隨熱點、模仿話術、攀附權威，卻可能快速獲得認可。學術創新讓位于學術投機，思想深度讓位于表述技巧。

更可悲的是，這種風氣會系統性地削弱法學界的思想能力。法學作為經世致用之學，本應保持對現實的敏感和對權力的審慎。但當學者習慣了在高空懸浮的抽象層面重復安全話語，便會逐漸喪失直面復雜性的勇氣。那些真正困擾司法實踐的問題——證據規則在個案中的異化、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緊張、法律移植與本土資源的沖突——反而因為難以被宏大敘事包裹而被選擇性忽視。學界失去了對真問題的判斷力，也失去了回應真問題的能力。

清理這些占據版面的學術垃圾，需要的不僅是勇氣，更是制度性的重建。

說到底，法學研究的困境折射的是學術共同體的自我保衛問題。當評價標準被異化，當發表變成數字游戲，當頂級刊物也開始生產學術垃圾，整個學界便陷入了一場集體的認知失調。我們知道什么是有價值的學問，卻在實踐中不斷向無價值的產物妥協。這種妥協短期內可能為個人和機構帶來利益，長遠看卻在消解法學界存在的正當性。法學研究者如果不能守護自己領域內的基本質量標準，又怎能指望在更廣闊的社會舞臺上捍衛法治的尊嚴？

所以，是時候停止了。

停止用正確的廢話填充版面，停止讓權威身份凌駕于學術品質，停止在會議、課題、發表的數字游戲中自我麻醉。中國的法治建設需要真問題、真思考、真方案，而不是一堆無法評價也無法批評的廢紙。須知，那些占據頂刊版面的垃圾文章，每一篇都在透支學術共同體的信譽。

清理它們，不僅是為了還期刊以風骨，更是為了還法學以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