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3歲改日本名，給日本人當翻譯，日軍投降后卻穿起八路軍軍裝

1943年仲夏的一場暴雨，把廣東寶安縣城里的日軍崗哨沖得七零八落。雨幕中，一個瘦削少年躲過憲兵的搜查，鉆進破廟，掏出襟口裹好的火漆紙條——那是當天南支那派遣軍司令部最新調兵計劃。片刻后，他再次端正軍帽、束緊皮腰帶，以“鈴木三郎翻譯官”的身份，若無其事地返回營房，臉上連一滴雨水都不敢多留。少年真實姓名叫陳敏學，今年13歲。

讓孩子在敵陣中搗鼓“諜戰”，聽來匪夷所思，可時間往前推三年，這一切似乎早已寫好。1940年日軍占領深圳，推行所謂“日語義務教育”。小鎮上，人們為了稀缺的三兩白米，被迫把孩子送進學堂。陳敏學天資敏捷，兩年便能與日本軍官對答如流，連語速和腔調都仿佛東京來的留學生。日軍看中了這塊“聽話又好用”的材料，給他取了個新名字——鈴木三郎。槍口抵著腦門，他只能點頭。

表面是翻譯官，暗里卻已是東江縱隊的游擊隊員。1943年春，東江縱隊情報科找到陳敏學，說得直截了當：“缺個能進司令部的耳目，就看你敢不敢賭命。”一句話把少年推上懸崖，可他沒后退，因為鄉鄰被憲兵拖走時撕心裂肺的哭喊仍在耳邊盤旋。就這樣，他把日本名刻進文件，真正鑲進8114部隊司令部。

有意思的是，初到司令部的陳敏學先被當成“猴子看戲”。軍官們逗他：“三郎君，告訴我們中國人為什么喜歡白米飯？”他面不改色，用關西腔大談“稻作文化”。笑聲落下，他卻把對話細節一字不落暗記。密寫紙埋進鞋底，夜里送到東江縱隊的接頭點，反復如此，日軍兵力分布、物資走向，接連被游擊隊“提前請安”。

1944年春，日軍在廣東的據點三次遭伏擊，司令部炸鍋，懷疑內部有“影子”。陳敏學被調到憲兵隊審訊室，東洋刀抵住喉結，逼他開口。他抖了，卻咬死一句：“吾輩乃天皇子民。”半小時后，審訊官拍案：“放人。”這一關，賭的是演技，更賭日本人“面子第一”的虛榮心。

離險不久，他又經歷一次九死一生。傍晚換便衣出營，以為萬無一失，卻撞見巡邏小隊。對方上膛、推搡、喝罵。眼看就要槍響，陳敏學兇猛扯嗓：“笨蛋！我是翻譯官，敢動我？你們負得起責？”短短十幾個日語單詞，聲調咄咄逼人，仿佛少將下令。幾個日本兵面面相覷，把槍口挪開。那晚，他命懸一線，冷汗濕透軍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發表投降詔書。隨后廣州受降典禮上，南支那派遣軍代表隊列肅立。人群里出現一身簇新的灰色軍裝——八路軍款式。鈴木三郎的名牌卻仍掛胸口，日軍被這副場景驚得張口結舌。陳敏學朝他們豎了豎手里的受降通行證，沒再言語。直到這一天，他才不用藏紅五星，不用藏中文名。

有人指著他低聲嘀咕：“漢奸？”游擊隊指揮員陳列福直接把他拉到臺前：“這是咱們的情報員，別亂扣帽子！”一句話，謠言當場粉碎。可身體透支得厲害，此后不久他患上重病，被送往后方休養，沒能隨部隊北上。

病愈后，香港成了他的新課堂。他把自學英語當作“第二次潛伏”——這一次潛在知識海洋里。他也迷上攝影，舉起二戰美軍遺留下的柯達相機，記錄香港的老街、維多利亞港的晨霧。1949年10月，人民共和國成立。第二年，他回到深圳，在一家國營照相館任職，給新婚夫婦、參軍青年、勞動模范定格光影。

很長一段時間里，陳敏學自認為早已是共產黨員。直到1988年，組織談話時才發現他從未補辦入黨手續。原來當年東江縱隊隊伍龐雜，口頭宣誓等同“認定”，卻沒有紙面檔案。兩年后，60歲的陳敏學終于領到嶄新的黨證，手心汗津津，卻說不出一句矯情話，只把證件揣進貼身口袋。

離休后，他閑不住。社區治保會缺人手，他自告奮勇巡邏夜崗。有時凌晨兩點，他能從墻角撲出，制服小偷。短短幾年，他協助公安機關破獲盜搶案24起，抓獲20多名嫌犯，“編外公安”傳遍街頭巷尾。鄰居笑他說老英雄“愛顯擺”，他擺擺手：“沒槍的日子，也得守著這座城。”

遺憾的是，1998年深秋，他因心臟病驟發離世，終年68歲。葬禮簡單，沒有哀樂和花圈的鋪張，卻放下一套灰色舊軍裝——那身八路軍式樣的中山服，紐扣磨得發亮，袖口還帶幾縷翻新線頭。家人明白，那是他從投降儀式穿到生命盡頭的信念。

少年被迫改名，青年投身諜戰，老年義務巡邏，一個人的軌跡就像折線，忽左忽右，卻始終朝一個坐標逼近。那坐標，是他13歲時在暴雨里握緊的紙條，也是他68歲合眼前撫平的軍裝。鈴木三郎已隨歷史塵封，陳敏學的名字，卻在每一次講述里更為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