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翻開長征的歷史賬本，如果不仔細琢磨，有一串數字很容易滑過去。
通常人們印象里，中央紅軍那可是浩浩蕩蕩八萬六千人開拔，等到了陜北，稀里嘩啦只剩下七千來號人，簡直是九死一生。
可就在這張充滿血色的統計表上，偏偏有個“異類”——紅25軍。
這幫人走的是西邊那條線，起步的時候不到三千人，也就2980的樣子，結果到了陜北一點名，好家伙，變成了3400人。
別處的隊伍是越打越少，他們倒好，越打越壯大。
乍一看這事兒挺邪門，可要是把長征這盤大棋攤平了看，你會明白，不管是損兵折將的主力部隊，還是逆風翻盤的偏師，背后其實都在做同一道要命的選擇題。
題眼就兩個字：舍得。
先瞅瞅慘到家的紅一方面軍。
1934年10月，從瑞金那頭動身的時候，那架勢不像是搞戰略轉移，倒像是舉家搬遷。
大大小小的家當全帶上了，走路都能把地皮踩得轟轟響。
這八萬多人的隊伍里，還夾雜著一堆非戰斗人員。
才過了一個月，到了湘江邊上，這支臃腫的隊伍就被堵在了死胡同里。
桂系、湘系、粵系三路大軍圍過來，蔣介石是鐵了心要把紅軍淹死在湘江水里。
這會兒，擺在指揮員面前的決策太扎心了：是保住那些機器設備，還是保住戰士的命？
是全伙硬闖，還是砍掉胳膊腿求生路？
為了護著中央縱隊和那些笨重的輜重過河，硬是血戰了五天五夜。
這筆賬，最后是用人命填平的。
紅34師師長陳樹湘接到的任務是斷后。
在那種戰場上，“斷后”跟“送死”就是一個意思。
陳樹湘心里跟明鏡似的：主力要過江，屁股后面必須有人拿命頂著。
紅34師最后被敵人抄了后路，子彈打空了就上刺刀肉搏。
結局是陳樹湘腹部受了重傷。
他當時的反應絕不是舉手投降，也沒喊救命，而是吼出了一嗓子：“紅34師沒一個軟骨頭！”
這一仗打下來，中央紅軍直接把五萬多條性命留在了那里。
湘江的水面，密密麻麻漂的全是斗笠和被炸爛的箱子，水都染紅了。
八萬六的大軍，縮水成了三萬。
這不光是戰術上的慘敗，更是一次戰略上的“強制瘦身”。
經過這番折騰，紅軍總算醒悟了：背著家當是跑不出活路的。
緊接著，老天爺又來了一輪更狠的篩選。
翻越夾金山，積雪能沒過大腿。
身子骨弱點的、意志稍微動搖點的，直接就留那兒了。
早起喊炊事員做飯，一推，人已經凍成了硬邦邦的冰雕；戰士走累了想坐下喘口氣，這一坐就成了永恒。
過草地，那更是一個專門剔除“軟腳蝦”的鬼門關。
看著像綠油油的草甸子，一腳踩下去就是吞人的爛泥塘。
越是亂動陷得越快。
這時候，你要是背著死沉的槍支彈藥，體力再跟不上，基本上就交代在里頭了。
斷糧了，就煮皮帶，嚼草根。
有人因為餓急了眼，吃了有毒的野菜，吐著血就倒下了。
這一路走下來，紅一方面軍減員整整八萬。
等到1935年10月，在吳起鎮會師的時候，剩下的那七千人，看著都不像是正規軍，倒像是一群從煉獄里爬出來的鐵打漢子。
那疑問就來了，蔣介石干嘛不趁著紅軍腳跟還沒站穩，把這僅存的幾千號人一口吞了？
按常理，這可是千載難逢的好時機。
紅軍剛落腳陜北，算上紅十五軍團也沒多少人，四周還全是地頭蛇盯著。
可這時候，蔣介石的算盤珠子撥不動了。
因為他對面的博弈對象，不光是紅軍，更是人心。
當時的陜北地界，國民黨的兵馬并不少。
東北軍、西北軍都在那兒戳著。
但這些軍閥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拿張學良的東北軍來說，那可是號稱裝備精良的嫡系。
結果在直羅鎮那一仗，紅軍雖說人少，可那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精銳，愣是一口氣吃掉了東北軍一個師外加一個團，還抓了六千多俘虜。
張學良這時候就開始算細賬了：要是繼續跟紅軍死磕，自己的這點老本遲早得拼光。
拼光了以后呢？
南京那位會給他補兵補槍嗎？
做夢吧，搞不好還會趁機把他的殘部給吞并了。
另一頭，日本人已經占了東三省，正把刀架在華北的脖子上。
張學良面臨的選擇題是：A選項，聽南京的，繼續內戰，把隊伍打光，眼瞅著日本人占領全中國；B選項，跟紅軍停火，保存實力，聯手打鬼子。
換誰來選，都知道B才是正路。
可蔣介石死咬著非要選A，嚷嚷著“攘外必先安內”。
這矛盾就激化到了極點。
1936年12月12日，西安。
張學良干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把頂頭上司給扣了。
那天清早，蔣介石連衣服都顧不上穿整齊，裹著大衣就被“請”走了。
史書上寫他“神情激憤”，但他心里估計也在飛快盤算，這局死棋該怎么解。
兩天后，蔣介石不得不低頭簽字：停止剿共，聯手抗日。
這就給了紅軍最寶貴的喘息空檔。
好多人覺得紅軍能活下來純屬運氣好。
其實不然，是紅軍巧妙利用了對手內部的利益裂痕，硬是在死局里摳出了一條生路。
但活下來只是第一關，還得解決肚子問題。
十幾萬大軍（后續各路匯合后）涌進陜北，這地方地廣人稀，原本也就四十萬老百姓，養活自己都夠嗆，哪供得起這么多張嘴？
糧倉見了底，老鄉家里也沒余糧。
這時候，紅軍做了一個極其關鍵的組織轉型：軍隊不光得能打仗，還得能種地。
王震帶著359旅一頭扎進了南泥灣。
那是真荒涼，連條像樣的路都沒有。
王震當時的邏輯特別樸素：“槍桿子不能餓肚子，但鋤頭能刨出食兒來。”
戰士們既要扛槍搞訓練，又要下地干農活。
沒房子住就搭草棚，沒工具就自己打鐵造，春天揮鋤頭，秋天收莊稼。
一年四季連軸轉，片刻不停。
這在當時的世界軍事史上都是稀罕事——正規軍成建制地去當農民。
但這招真靈。
南泥灣硬生生從爛泥灘變成了塞上江南。
除了自力更生，紅軍還跟老百姓簽了一份無形的“君子協定”。
紀律嚴明到嚇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不住民房，不搶牲口。
這看似是道德約束，實則是生存智慧。
在那種窮鄉僻壤，老百姓就是水，軍隊就是魚。
魚要把水喝干了，魚也得旱死。
老百姓看在眼里：這支隊伍跟以前那些兵痞不一樣，講道理。
于是，村支書把藏著的小麥獻出來了，大娘連夜點燈給戰士納鞋底，牧民背著干糧翻十幾里山路送給紅軍。
靠著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加上群眾的擁護，紅軍熬過了最艱難的糧荒。
回過頭再看這段歷史，你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紅軍從八萬六減員到七千，看著像是輸了個底掉。
但從組織學的角度審視，這其實是一次殘酷的“提純”過程。
留下來的那七千人都是些什么主兒？
那是走完兩萬五千里沒累垮的，是爬過雪山沒凍僵的，是餓著肚子嚼皮帶能活下來的，是面對好幾倍敵人能殺出血路的。
最要緊的是，這幫人有著鐵打的信仰。
這一路上，意志薄弱的跑了，身體不行的倒了，想投機取巧的被淘汰了。
剩下的，全是精華中的精華。
后來，這幾千人成了星星之火。
他們帶出了八路軍，帶出了新四軍，最后把火燒遍了全中國。
算總賬，長征這一路，紅軍雖然折損了十幾萬精英，但活下來的這些人，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
這筆學費，交得那是相當慘烈，但也真叫一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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