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4月的長春依舊帶著殘雪。長春市少年宮里,一場普通話朗誦比賽進入最后一輪,身穿藍制服的17歲女孩秋素莉站在話筒前,清亮的“觀眾朋友們好”讓評委對視點頭。有人悄聲問:“這孩子姓秋,可是鑒湖女俠的后人?”女孩聽見了,嘴角一彎,卻沒多解釋。那一刻,她想起自己學寫字時的情景——紙上第一個字,就是“秋”。
那一年,吉林電視臺剛籌建,需要能夠“對鏡頭說話”的新人。秋素莉憑借比賽中的表現(xiàn)被邀請試鏡,一開口便通過。黑白畫面里的她,普通話圓潤,語速穩(wěn)定,直播結束后導演拍拍她的肩:“今后觀眾會記住你,也會記住這個‘秋’字。”少女沒把這話當客套,她明白,這個字背后站著一位32歲就倒在軒亭口的先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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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時間撥回到1907年7月15日凌晨四點,紹興城外夜色壓抑。秋瑾被押向軒亭口,執(zhí)绔官吏李鐘岳迎面而來,低聲說:“恕我無力回天。”秋瑾只提了兩件事——留下遺書、免去脫衣。清軍的火把映出她的側影,鬢發(fā)微亂,卻不曾低頭。刀光一閃,革新理想與清廷腐朽之間的裂縫就此撕開。
消息傳到東北,同族長輩秋桐豫沉默良久,僅在家譜旁寫下八個字——“女俠殉國,其志可繼”。他的孫女秋素莉尚未出生,但族中的孩子從念書起便知道,自家堂姑胸懷的不是閨閣溫柔,而是救國大義。冬夜,小煤油燈把墻上影子拉長,父親低沉朗讀:“秋風秋雨愁煞人。”年幼的秋素莉跟讀,卻更喜歡自己給出的句尾,“愁”換成“勇”,她說那樣才配堂姑。
1958年,《紅領巾的故事》攝制組到長春十一中選演員,真任大隊長的秋素莉順理成章出演劉淑萍。鏡頭前的自信,源于長輩口口相傳的那股骨子里的硬氣。拍攝結束,學校操場上有人逗她:“將來想當明星啊?”她想了想,說:“想把話說給更多人聽,像堂姑那樣,只不過用另一種方式。”
從黑白到彩色,從磁帶到衛(wèi)星,秋素莉在播音臺前站了近半個世紀。“直播無重來”是她寫在本子扉頁的警句。條件艱苦時,她常凌晨進演播室調燈光,對同事打趣:“堂姑當年進的是大通學堂,我進的是大通亮堂。”一句笑話,卻也讓新人松了勁兒。李思思讀大學期間到吉林實習,第一次配音緊張發(fā)抖,秋素莉遞水安慰:“先把‘秋’字寫好,沉下去再出聲。”短短一句,既是技巧,也是家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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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李鐘岳的后人多年后查族譜,才發(fā)現(xiàn)祖輩與秋家在清末那段交集。有人寫信給秋素莉,信里只有一句:“歷史已翻頁,惟愿二公魂夢皆安。”秋素莉把信夾進《秋瑾遺集》,不作回應,卻在書頁上添了一行小字——“知其難,念其善”。
1995年10月,秋瑾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紀念活動在紹興舉行。會后,秋氏族人走進福全鎮(zhèn)秋瑾中學,操場中央矗立著秋瑾塑像。校長請她題詞,她略思,寫下十四個字:“秋雨秋風覓英魂,中華兒女當自強。”墨跡未干,忽起一陣秋風,落葉卷起塵土。有人說巧,也有人說這風應景,秋素莉卻抬頭看天,眼里沒有淚,只有堅決。
2007年,浙江紹興修整軒亭口舊址,地方志辦邀請秋素莉旁聽專家會。她到場,沒有發(fā)言,只帶來一段堂姑的詩稿復印件。散會時,一位年輕研究者追出來:“前輩,晚輩讀史常疑惑,秋瑾明知事敗,為何不走?”秋素莉停步,輕聲答:“有時候,留下比活著更能喚醒沉睡的人。”簡短一句,把現(xiàn)場拉回百年前槍聲未散的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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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秋素莉鮮少上鏡,更多時間在播音教研室指導學生,糾正發(fā)音。有人勸她歇一歇,她擺擺手:“堂姑三十二歲就謝幕,我還欠舞臺很多光亮。”每逢新人簽名,她總要求對方先寫“秋”字,寫完再落自己的姓。新人好奇,她只給出一句:“寫好秋字,才好寫春夏。”
2020年,她整理舊稿,發(fā)現(xiàn)早年播音稿夾著一張泛黃照片——17歲時比賽的那天,背面寫著“1960·春·第一場聲”。她拿筆圈起“聲”字,把旁邊的“秋”又描粗了些,一如當年桌邊學寫字的小女孩。屋外風聲與當年無異,舊事如線,被重新系緊。從秋瑾走出的那道硝煙,最終在秋素莉的嗓音里,變成抑揚頓挫、堅定有力的“中國播音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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