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后人秋素莉，李思思是其學生：我會寫的第一個字是“秋”

1960年4月的長春依舊帶著殘雪。長春市少年宮里，一場普通話朗誦比賽進入最后一輪，身穿藍制服的17歲女孩秋素莉站在話筒前，清亮的“觀眾朋友們好”讓評委對視點頭。有人悄聲問：“這孩子姓秋，可是鑒湖女俠的后人？”女孩聽見了，嘴角一彎，卻沒多解釋。那一刻，她想起自己學寫字時的情景——紙上第一個字，就是“秋”。

那一年，吉林電視臺剛籌建，需要能夠“對鏡頭說話”的新人。秋素莉憑借比賽中的表現(xiàn)被邀請試鏡，一開口便通過。黑白畫面里的她，普通話圓潤，語速穩(wěn)定，直播結束后導演拍拍她的肩：“今后觀眾會記住你，也會記住這個‘秋’字。”少女沒把這話當客套，她明白，這個字背后站著一位32歲就倒在軒亭口的先輩。

將時間撥回到1907年7月15日凌晨四點，紹興城外夜色壓抑。秋瑾被押向軒亭口，執(zhí)绔官吏李鐘岳迎面而來，低聲說：“恕我無力回天。”秋瑾只提了兩件事——留下遺書、免去脫衣。清軍的火把映出她的側影，鬢發(fā)微亂，卻不曾低頭。刀光一閃，革新理想與清廷腐朽之間的裂縫就此撕開。

消息傳到東北，同族長輩秋桐豫沉默良久，僅在家譜旁寫下八個字——“女俠殉國，其志可繼”。他的孫女秋素莉尚未出生，但族中的孩子從念書起便知道，自家堂姑胸懷的不是閨閣溫柔，而是救國大義。冬夜，小煤油燈把墻上影子拉長，父親低沉朗讀：“秋風秋雨愁煞人。”年幼的秋素莉跟讀，卻更喜歡自己給出的句尾，“愁”換成“勇”，她說那樣才配堂姑。

1958年，《紅領巾的故事》攝制組到長春十一中選演員，真任大隊長的秋素莉順理成章出演劉淑萍。鏡頭前的自信，源于長輩口口相傳的那股骨子里的硬氣。拍攝結束，學校操場上有人逗她：“將來想當明星啊？”她想了想，說：“想把話說給更多人聽，像堂姑那樣，只不過用另一種方式。”

從黑白到彩色，從磁帶到衛(wèi)星，秋素莉在播音臺前站了近半個世紀。“直播無重來”是她寫在本子扉頁的警句。條件艱苦時，她常凌晨進演播室調燈光，對同事打趣：“堂姑當年進的是大通學堂，我進的是大通亮堂。”一句笑話，卻也讓新人松了勁兒。李思思讀大學期間到吉林實習，第一次配音緊張發(fā)抖，秋素莉遞水安慰：“先把‘秋’字寫好，沉下去再出聲。”短短一句，既是技巧，也是家訓。

有意思的是，李鐘岳的后人多年后查族譜，才發(fā)現(xiàn)祖輩與秋家在清末那段交集。有人寫信給秋素莉，信里只有一句：“歷史已翻頁，惟愿二公魂夢皆安。”秋素莉把信夾進《秋瑾遺集》，不作回應，卻在書頁上添了一行小字——“知其難，念其善”。

1995年10月，秋瑾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紀念活動在紹興舉行。會后，秋氏族人走進福全鎮(zhèn)秋瑾中學，操場中央矗立著秋瑾塑像。校長請她題詞，她略思，寫下十四個字：“秋雨秋風覓英魂，中華兒女當自強。”墨跡未干，忽起一陣秋風，落葉卷起塵土。有人說巧，也有人說這風應景，秋素莉卻抬頭看天，眼里沒有淚，只有堅決。

2007年，浙江紹興修整軒亭口舊址，地方志辦邀請秋素莉旁聽專家會。她到場，沒有發(fā)言，只帶來一段堂姑的詩稿復印件。散會時，一位年輕研究者追出來：“前輩，晚輩讀史常疑惑，秋瑾明知事敗，為何不走？”秋素莉停步，輕聲答：“有時候，留下比活著更能喚醒沉睡的人。”簡短一句，把現(xiàn)場拉回百年前槍聲未散的晨光。

晚年，秋素莉鮮少上鏡，更多時間在播音教研室指導學生，糾正發(fā)音。有人勸她歇一歇，她擺擺手：“堂姑三十二歲就謝幕，我還欠舞臺很多光亮。”每逢新人簽名，她總要求對方先寫“秋”字，寫完再落自己的姓。新人好奇，她只給出一句：“寫好秋字，才好寫春夏。”

2020年，她整理舊稿，發(fā)現(xiàn)早年播音稿夾著一張泛黃照片——17歲時比賽的那天，背面寫著“1960·春·第一場聲”。她拿筆圈起“聲”字，把旁邊的“秋”又描粗了些，一如當年桌邊學寫字的小女孩。屋外風聲與當年無異，舊事如線，被重新系緊。從秋瑾走出的那道硝煙，最終在秋素莉的嗓音里，變成抑揚頓挫、堅定有力的“中國播音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