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宣告成立,但是此時大陸仍有不少國民黨部隊盤踞,企圖興風作浪。尤其是西南地區,蔣介石還留有數十萬大軍,準備將此處當成“反攻”基地。
但其麾下都是精銳老兵時都打不過,眼下全是殘兵敗將又能掀起什么風浪?隨著解放軍的逼近,國民黨的美夢頃刻間土崩瓦解,同年年末的四川、西康、云南三省聯合通電起義,更是給蔣介石捅上了致命一刀,國民黨軍再難成氣候。
老蔣明白,光憑自己已無法再改變結局,只能寄希望于國際形勢。但即便是外國人幫忙,也得讓人看到值得幫的價值,于是他連忙致電準備逃往臺灣的胡宗南:“此時大陸局勢系于西昌一點,而此僅存之點,其得失安危,全系吾弟一人之身...”
這類似的命令,淮海戰役時曾運用到杜聿明身上,胡宗南看后也明白逼迫之意,只好前往西昌收攏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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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幾個月里,胡宗南積極聯絡川西潰兵,雖拉起了2個兵團、5個軍的編制,實際卻僅為一萬余人。他們都明白,這點人數、這種士氣,連一場戰斗都無法承受,因而內心無比沮喪。
可讓所有人沒想到的是,如此背景下,竟然還有一個國民黨師能成功奪取一省之省會,讓蔣介石和胡宗南振奮不已。隨即他們通過各種手段大肆渲染,以此表明自己還有一戰之力、自己還是值得扶持的。
不過,拋開宣傳因素來看,這其實只是國民黨垂死前的一次掙扎。一個3000多人的師,在內應的配合下,奪取了一座空虛之城,等解放軍部隊一到,他們連抵抗的力氣都沒有。
憑運氣得來的成果,憑實力輸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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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斷潰逃,頑固少將拒絕起義
為國民黨獲取這次“大捷”的將領是301師少將師長田中田,河南永城人,早年就讀于日本士官學校,在北洋軍中也當過團長,后回鄉操辦團練,還擔任過永城縣長。
抗日戰爭中,他帶著一支部隊在老家打游擊,解放戰爭也憑借手里有兵在家鄉作威作福,1948年時被國民黨河南省主席張軫收編,出任永城行署專員兼保安司令。
等國民黨在中原的局勢崩壞,他率保安隊跟隨張軫南逃,所部編入309師中,隸屬于127軍。如今關于他的很多資料,就出自127軍軍長趙子立回憶錄。
趙子立也是河南永城人,抗戰時因得罪薛岳被長期閑置,解放戰爭被白崇禧拉攏,后奉命去張軫兵團任職,有一層用意就是監視張軫。
不過監視與否意義不大,當四野大軍向南開進時,張軫要起義幾乎是擺在了明面上,武漢三鎮都在風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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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子立管不了別人,思考的是自己該怎么辦。在他的回憶文章《我從破壞張軫起義到率部起義的經過》就說,自己那時思想還沒轉過來,不想起義,可要不要率部去追隨白崇禧,他也拿不定主意。這時,是田中田給他提的建議。
趙子立當時非常信任田中田,因為“抗戰時期田在豫東打游擊,不投偽,不投共,我認為田是硬骨頭”,他把自己傾向于率部投奔白崇禧的想法說出后,田反駁:
“你太天真了!你不跟張軫起義,你還想跟白崇禧向南退嗎?那樣,白還相信你嗎?你怎么對白說?張軫起義你事先一點都不知道?當然白不會相信你。
你如說事先知道,那為啥不報告?到那時白可能要扣押你。何況你是白派到張處的,當然是叫你來充當耳目的,張起義的事你能推卸責任嗎?”
這番話說動了趙子立,最終他派人向白崇禧報告了張軫要起義的事,后來127軍也脫離桂系,經鄂西向四川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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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川之后,127軍歸川陜鄂邊區“綏靖主任”孫震,但這種一路敗一路逃的生活已經讓趙子立深感無趣,內心也生出了起義的想法。
1949年11月末,127軍于大巴山再次被擊敗,原先堅定反共的軍官高偉、李循道都勸:“四川的戰事不成啦!人家能起義,咱不能起義嗎?”趙子立明白,人心已去,便開始聯絡部下準備起義事宜。可是,他最器重的老鄉田中田卻不同意。
田說:你不能投降。你破壞過張軫的起義,共產黨不會饒你。我在豫東和共產黨打了多年,我不能落在共產黨手里,能跑就跑,否則就自殺!你實在不愿干,就放下部隊走吧!
他說的在豫東跟共產黨打了多年是指抗戰時期,趙子立說他“不投共”實際還美化了,那幾年他麾下的民團、游擊隊曾大肆破壞我方根據地,手上沾了不少血,所以田中田怕將來被清算,決定一條路走到黑。
只是,這次趙子立不再聽信田中田的話,最終在1949年12月26日于四川巴中宣布起義,田中田也按照自己所說的做,帶著一部分死硬分子繼續抵抗,逃亡途中意外打下了西康的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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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陰差陽錯,各懷心思偷襲成功
田中田離開趙子立后,帶著少量人馬走山區荒僻小路逃跑,沿途收容了數百國民黨殘兵。他們在大巴山區遇到了胡宗南麾下的政訓大隊長李云亭,這里又有一批政工人員和百余名士兵。
于是田、李等合流,使用國民黨301師番號,田中田自封為師長,李云亭為副師長。流竄途中,他們收到胡宗南的電報,決定從川西北逃往西昌投奔胡宗南。
這支部隊其實戰斗力并不強,路過懋功時遭到少數民族武裝阻攔,還是交了20條卡賓槍的“過路費”才得以進入西康丹巴縣。
此時西康已經在劉文輝的帶領下通電起義,但劉文輝率主力24軍去防守公路了,內部比較空虛。所以巴丹縣長張植初致電西康省政府“蔣軍301師田中田部三千余人由懋功急竄入境”后,省會康定人心惶惶。
康定當時的兵權主要在24軍康定行營主任唐英手里,本來扼守交通要道大炮山,完全是可以把田中田部擋住的。但,他的思想很不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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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唐英,包括康定城內的西康省參議會代議長高上佑、西康省保安司令部代副司令宋鈺、康定城防司令王玉崗、康南保安司令傅德銓等人對起義都不是很熱情。
他們擔心自己與國民黨的關系會被秋后算賬,所以就不想跟田中田部結仇,也算是為自己準備條后路。
帶著這種思想,唐英派出手下團長龔耕耘前往丹巴與田中田聯絡,提出愿意提供糧食,只求田中田部不進攻康定,直接從丹巴經大渡河而下,取道漢源縣富林鎮前往西昌。
本來田中田也是不想打康定的,畢竟他這支隊伍大部分是家眷和百姓,看著數量不少,戰斗人員卻不多,當初連少數民族武裝都不敢打,又怎么會想進攻堅城呢?
但龔耕耘抵達丹巴后,迅速向其投靠,告知康定城里非常空虛,只有些學兵組織之類,那些省府的頭頭腦腦表面上響應起義,實際也是在觀望。只要軍隊一到,康定必能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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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消息讓田中田大喜過望,連忙讓龔耕耘率部充當前鋒,直奔康定而去。此時康定城內的氣氛,跟他們想象的完全一致,這些人一聽有部隊壓近,非但沒有組織抵抗,甚至有人主動打開城門。
入城后,部分起義官員徹底暴露了投機本性,他們向田中田提供了所謂 “異黨分子” 的名單,且在《西康民國日報》上發表了30多人的聯名聲明,其中就有唐英。
這些人聲稱 “此前受蒙蔽誤入歧途,現已覺悟,決心改過自新,為黨國效力”。西康省代主席張為炯見局勢失控,只能帶著少數親信撤離康定。
入城后田中田的野心愈發膨脹,他一面派人聯絡駐守大渡河中游富林鎮的國民黨王伯驊部,試圖擴大勢力范圍;一邊向遠在西昌的胡宗南發電,宣稱 “康定光復”。且大肆屠殺民主人士和共產黨員。
蔣介石和胡宗南也大為欣喜,各種任命隨之而來,康定城內重新轉投陣營的高官幾乎人人再升一級,田中田成了第三軍少將副軍長兼301師師長,也成了國民黨短暫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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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他們所創造的“成績”都有個前提——解放軍沒來,等解放軍一到,情況就不一樣了。
1950年3月18日,為解除西昌側翼的威脅,解放軍186師556團開始由雅安向西進軍康定。3月22日,556團僅用一天就攻克瀘定橋、解放瀘定縣城,康定的東大門被打開。
田中田明白無法堅守,便于23日撤離康定,原本叫囂的“反攻支點”輕輕一推就破碎。之后田中田就不斷逃跑,從康定到九龍,從大渡河畔到金沙江邊,穿行穿行木里、稻城、鄉城、中甸等數百公里藏區,最終是5月12日在納谷壩被追上來的解放軍殲滅。
至于田中田的去向,存在著幾個說法,有的說他還是帶著極少數殘兵逃到了藏南,并從藏南進入緬甸,在那里收容了一批外逃的地主、富農、殘軍、特務和國民黨官員,扯起國民黨第3軍的大旗,最后會合到了金三角的國民黨殘軍中。
也有的說他在九龍就已經被解放軍抓獲。無論是哪一種,他都是泯然眾人,再也掀不起風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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