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漢奸赴京當官，半路逃走？梁漱溟之子：假的，毛主席沒同意

1953年初夏的北京圖書館閱覽室里，一紙泛黃的《光明日報》剪報被人翻出，上面赫然寫著“胡蘭成舊案”。剪報不長，卻再次挑動了一個多年流傳的說法：一九五〇年春，胡蘭成奉調(diào)進京出任“中央文化比較研究所”副所長，途中因心虛而倉皇南逃。那張舊報的邊角，甚至貼著手寫批注：“梁漱溟保薦，毛主席首肯。”僅憑數(shù)行墨跡，傳聞開始一路發(fā)酵，回頭審視，卻漏洞百出。

追溯時間軸，一九四六年九月，胡蘭成借道溫州避風(fēng)，化名“張嘉儀”，以寄居的方式度日。三年里，他幾乎足不出戶，寫字、抄經(jīng)、靠張愛玲接濟飯錢。溫州地方黨組織曾在一九四八年冬摸排過線索，確認城內(nèi)并無“胡蘭成”此人。可見，那時的他只想遮住漢奸舊賬，根本無力主動碰政治邊。

真正把他與梁漱溟牽上線的是書信。一九四九年四月，胡蘭成以“東方學(xué)探討者”身份寄出第一封信，談孔孟、評禪宗，也夾帶求職暗示。梁漱溟的回信只四百余字，禮貌肯定文采，卻只字未提舉薦之事。之后雙方來往三次，話題始終停留在學(xué)問上。與其說二人交情深厚，不如說梁漱溟對這個陌生筆名的作者保持克制的君子風(fēng)度。

建國大典剛過，一九五〇年一月上旬，梁漱溟第四次進中南海，向毛主席匯報鄉(xiāng)村建設(shè)實驗所善后事宜。席間，他提到“文化比較研究”的必要性，記錄員留下了會議摘錄，“主席示意存查，暫緩”。這句“暫緩”，后來被某些人添油加醋，硬生生扭成了“主席點頭同意”。檔案館保存下來的原件清晰可辨，沒有任何“任命副所長”的批示，更沒有名字指向“張嘉儀”或“胡蘭成”。

那么“赴京半路逃走”的故事是怎么冒出來的？一位參與整理梁漱溟文稿的老編輯回憶，一九五六年臺灣《自由中國》雜志刊出一篇《胡蘭成自述》，首次出現(xiàn)“毛主席要我做副所長”的表述，之后香港小報頻頻轉(zhuǎn)引。時代喧囂，小報求奇求巧，這類“奇聞”最能抓眼球。到了七十年代，日本中文圈學(xué)者又將這段自述編入《近代中國逸話錄》，越傳越神。

三十年后，梁培寬在接受《中華讀書報》采訪時推翻了謠言：“那個研究所根本沒批，父親后來也不再提，何來副所長？何來半路逃走？”短短一句，戳破神話。有人問他當時的細節(jié)，他搖頭苦笑：“父親活著時，沉默是為了不替人渲染名聲；現(xiàn)在澄清，是不給謊言留空間。”

再往深里看，胡蘭成自己為何要制造這套說辭？不得不說，他骨子里是個極懂得“包裝”身份的人。一九四五年南京淪陷區(qū)崩塌，他自身的漢奸名冊已板上釘釘；躲進溫州期間，他需要一件新馬甲。于是，“被共產(chǎn)黨高看一眼又主動逃離”的橋段，既能掩蓋臭名，又能抬高身價。試想一下，如果真得了毛主席任命，他哪有機會從上海港偷偷坐船去香港，再輾轉(zhuǎn)駛向橫濱？

再說物流與交通。一九五〇年二月，滬寧鐵路仍在軍管，離滬旅客皆需介紹信。胡蘭成若要持假名北上，一到鎮(zhèn)江即會被查驗戶口。無論是京九線還是津浦線，鐵路公安對“無職無派”的單身中年男子高度警覺。事實上，當年鐵路部門留存的登記簿上，根本沒有“張嘉儀”或“胡蘭成”二月入京記錄。這些硬邦邦的數(shù)據(jù)，令“半路逃走”毫無落腳處。

有意思的是，梁漱溟在日記里只簡短寫過一次“胡事”，時間是一九五五年七月：“昔溫州某張來信，又托人求見，終未置理。”寥寥數(shù)字，暗示梁漱溟心里早看穿對方，不愿再搭理。兩人關(guān)系的真相，其實就是普通書信往來，被后人放大成“舉薦”與“知遇”。

胡蘭成最終的人生結(jié)局眾所周知，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病逝于東京青梅，死前留下四字“江山如夢”。不少人嘆他才華橫溢，更多人記得他親手寫下的投降檄文。歷史最怕情節(jié)化，但也最經(jīng)不起檔案的對照：檔案冷冰冰，卻能堵住傳聞里所有溫熱與驚悚。

如今再回到那張一九五三年的舊剪報，連署名記者早已無法考證。紙張邊緣霉點昭示著時間的流逝，也提醒后人：文字常常會被人操縱，人名標題稍加潤色就能催生轟動效應(yīng)。胡蘭成利用“被委任又自覺退場”的戲碼，為自己洗去部分漢奸色彩；可惜算盤再精，也難越過事實。梁培寬一句“假的”足以蓋棺，更足以為這段烏龍畫上句點。

胡蘭成的故事警示了一代又一代史家：傳奇背后，多是欲蓋彌彰的自我粉飾；真正經(jīng)得住考證的，是逐字逐句的檔案與當事人口述的交叉印證。歷史，不會因為某個人的巧舌如簧而改寫，也不會因為街頭巷尾的閑談而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