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淅淅瀝瀝的小雨落在上海西寶山路。雨水把塵土拍進石縫,一位旅滬記者循著舊報上那串模糊坐標,來到閘北聯義山莊。他此行只為看一眼阮玲玉的安息之所。
沿路的石階碎裂,一截枯藤橫在面前。跨過去,是一塊橫不到八尺的小臺,豎不過一丈。臺上長滿馬蘭和薺草,黃色的銹水順著殘破鐵皮往下淌,一股淡淡的潮霉味隨雨絲鉆進鼻腔,不得不說,這情景讓人心頭一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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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真人女兒身的盡頭?”記者輕聲自語。他掀起亂草,才看見兩塊木牌。第一塊寫著“唐阮玲玉”,第二塊寫著“永垂不朽”。字跡早被風雨侵蝕,剩下幾道黑影。那聲“唐”字,像一根冷釘釘進旁觀者的心里。
場景在眼前,卻很難把它和1935年3月11日上海那場萬人空巷的葬禮聯系在一起。十八年前,阮玲玉的靈柩從萬國殯儀館出發,江寧路兩側人山人海。警察撐起人墻也擋不住溢出的哭聲,據巡捕檔案,當日送行者逾三十萬。十二位電影界名流合力抬棺,鑼鼓低沉,花圈堆成長廊。
阮玲玉當年不過二十五歲。她在銀幕上演盡悲歡,卻把自己的終點寫成“人言可畏”四個字。有人說這是她留給世人的警句,也有人說那根本不是原稿。真偽難辨,但輿論的利刃確實逼得她走向氰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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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1927年,《掛名的恨》首映時,她還是新人。短短八年,她從五線小角長成票房王牌。《神女》《漁光曲》里一滴淚、一聲嘆,把底層婦女的委屈演得淋漓。導演吳永剛形容她:“像特敏感的底片,光一觸就顯影。”同行胡蝶自嘆不及。
然而銀幕外的生活并不光亮。父親早逝,母女寄食豪門,低首哈腰養成她謹慎又隱忍的性格。18歲那年,她愛上豪賭少爺張達民,以為遇到拯救自己的人。不久便明白,對方只盯著她片酬和嫁妝。她不忍割裂舊情,于是把錢當止痛片,一顆一顆塞進張家無底洞。
1933年底,她與茶商唐季珊相識。唐衣冠楚楚,言笑得體,對阮母也頗為殷勤。外界便默認她找到了依靠。可唐性子要面子,最怕閑言碎語。張達民見有機可乘,串通小報撰寫桃色緋聞,一時間“阮唐張三角糾葛”滿城風雨。1934年那份訴狀,把兩段感情一股腦擺上臺面,影迷驚愕,媒體趁火。唐季珊惱羞成怒,把怒火施加在阮玲玉身上,冷嘲熱諷不止。屋外流彈,屋內暗箭,她的日子如同漫長的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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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8日凌晨,愚園路愛丁頓公寓。阮玲玉服藥后被送往福民醫院。廣仁醫院就在兩條街外,設備更好,唐卻擔心泄密,堅持去設施簡陋的地方。凌晨四點半,心跳停擺。報童天亮即刻傳單,上海從弄堂到碼頭都沸騰了。
風光葬禮之后,日軍入侵,滬北多處墳場被彈火刮過。聯義山莊雖幸存,但墓碑多毀。1949年初,園區以“公共墓地”名義重新登記,需家屬補繳管理費,唐季珊置若罔聞。就這樣,墓碑失修、鐵皮護欄風吹日蝕,才有了記者眼前這一片蕭瑟。
“如果當年她能再硬氣一點,會不會另有結局?”記者把香燭插進濕土,心里冒出跟所有影迷一樣的疑問。可歷史沒有假設。銀幕里,她替弱者吶喊,銀幕外,她沒能拯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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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神女》在莫斯科影展被選作中國早期經典,蘇聯學者拉賓諾維奇看后直言:“她的表演水準,可與瑞典的嘉寶比肩。”那一年,阮玲玉已沉睡二十二載,墓草仍無主修整。
1960年代,香港影業興盛,邵氏計劃翻拍《神女》,籌備方想遷墳以取些遺物道具,卻發現墓位早被平為菜地。關于遺骨下落,園區工作人員只留下簡短記錄:“未續契,拋荒處理。”資料至此戛然而止。
橫不到八尺的土丘,埋的不僅是一個天才演員,也埋葬了舊上海影壇短暫而璀璨的榮光。舞臺燈暗,人群散去,掌聲留不住塵埃。墓草年年枯榮,那塊“唐阮玲玉”的陳舊木牌早已不知去向,但在膠片上,她的眼淚依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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