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史研究的又一精品力作——評《唐五代貶官流人考》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一代也有一代之學術。唐代文學輝煌燦爛，20世紀以來唐代文學研究的成就也璀璨奪目。僅就唐代文學研究領域的文獻考據成果而言，1930年代出生的學者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如傅璇琮先生所著《唐代詩人叢考》《李德裕年譜》和主編的《唐才子傳校箋》等、郁賢皓先生所撰《李白叢考》《唐刺史考全編》等、陶敏先生的《全唐詩人名考證》等，都是唐代文學研究的精品力作，建立了嚴謹學風的典范和實證研究的范式。1950年代出生的學者也不遑多讓，其中文獻考據方面，陳尚君先生的成就最為突出，《全唐詩補編》和《全唐文補編》早已享譽學林，《唐五代詩全編》也于2024年問世。若問尚君先生之外，還有哪些同代學人的文獻考據成果可以媲美前賢，予必應之曰： 尚永亮、洪迎華著《唐五代貶官流人考》是也。這是繼《唐刺史考全編》之后又一部精品力作。此說能否成為四海之共識不敢自是，但自信絕非一己之私言。

《唐五代貶官流人考》，尚永亮 洪迎華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出版

難度系數高

就成果的規模而言，《唐刺史考全編》326萬字，《唐五代貶官流人考》（以下簡稱《貶官流人考》）近200萬字，雖規模字數不及前者，但難度系數卻不遑多讓。卞孝萱先生曾在《唐刺史考全編》序中將吳廷燮《唐方鎮年表》與郁先生《唐刺史考全編》比較，說：“擔任節度使、觀察使者，多是著名的較大的人物，資料收集較易；而擔任刺史者，多是不太著名的較小的人物，資料收集較難。況且刺史的人數比節度使、觀察使要多若干倍，面廣量大，做起來特別費力氣。”而唐五代時期貶官流人的數量比刺史更多，任職和名氣比刺史還要小，搜集史料的難度更大。因為，節度使、觀察使和刺史的名稱是固定的，而貶官流人的身份是不確定的，需要著者在海量文獻里對每一條史料進行爬梳、對每一個人物身份進行辨識后才能確認他是否屬于貶官流人，僅材料搜羅、身份辨識一項，難度就大大超過節度使和刺史，更別說還要對1547人次的州級司馬、999人次的長史、357人次的別駕、成百上千人次的司戶和縣令、縣丞、縣尉等下層貶官流人進行編年系地考訂了。

《貶官流人考》的高難度不僅體現在貶官流人姓名、時間、地點的考訂上，還體現在對貶官流人的貶謫原因、貶謫流放前后官職的變化及謫居年限的考訂上。《唐刺史考全編》對唐代各州郡刺史的姓名、任職時間和時長進行前所未有的考訂，其難度已讓人驚嘆，自問世以來獲得海內外學界的廣泛贊譽。而《貶官流人考》考訂的項目和內容，又比《唐刺史考》更復雜，不僅要對唐五代340余年4453人次的貶流官員進行全面系統的搜羅考索，逐一考定其姓名及其貶因、貶地、貶流時間、貶流前后官職、謫居年限及遷轉官職等，還要對歷史文獻和前賢研究成果中的有關闕誤、分歧作考辨說明，難度又駕乎節度使、刺史編年考訂之上。

學術意義大

《貶官流人考》以唐五代貶官流人及其事跡編年為考訂對象，看起來像是一部歷史研究著作，實際上具有多元的文學史意義。書中的貶官流人很多都有詩文作品傳世，所以本書無異于一部特殊的文學編年史，從不同的角度呈現了每年全國各地詩人、作家們的活動和被貶流的過程，展示了唐代文士命運的跌落沉淪。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初唐的王勃、楊炯、駱賓王、沈佺期、宋之問、杜審言、陳子昂，盛唐的張說、張九齡、王之渙、王昌齡、王維、高適、李白、杜甫、岑參，中唐的韋應物、劉長卿、韓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晚唐的李德裕、杜牧、溫庭筠等一眾大家名流和聲名不彰的小作家的身影，看到他們的命運之舟在宦海中顛簸沉浮，這又無異于一部文士命運史，也是一部文壇生態史、文學關系史，其間反映出詩壇文苑各類人物的互動交往以及他們危機四伏的生存環境和復雜的人際關系。

當然，這部書的學術意義又不限于文學，完全可以看作是一部慘烈的政治斗爭史、嚴酷的貶官制度史。其中上演了官場各式各樣的相互傾軋、排擠、打擊、迫害、陰謀、算計、忌妒，展示了各類各級官員貶流的原因、流程、規制，有當權者的隨心所欲，也有制度層面的慣例規定。從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側面，研究唐五代政治、軍事、歷史、地理、教育、文化、文學的，都可以從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聚類的史料和經過審辨的內容。

積累時間長

《貶官流人考》雖然是2024年初夏才定稿成書，但早在20世紀80年代，永亮兄開始貶謫文學研究時就有計劃。讀大學本科三年級時，他在《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發表《論〈哀郢〉的創作和屈原的放逐年代》。后來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專攻唐五代貶謫文學，博士論文《元和五大詩人與貶謫文學考論》1993年在臺灣地區文津出版社出版，我曾寫書評《一篇博士論文，一個研究領域》評述他的學術貢獻，說他在20世紀80年代末，“正式提出‘貶謫文學’的概念，第一次將貶謫與貶謫文學作為中國歷史上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來審視，從此開拓出一個嶄新的研究領域”。

他眼光獨到，視野宏闊，不拘于一人一事的討論，而從貶謫人物延展到貶謫文學、貶謫文化，先著眼唐代，然后延伸到先唐及兩宋。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他主要圍繞中唐韓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劉禹錫五大家來探索唐代貶謫文人、貶謫文化和貶謫文學；新世紀以來，又曾集中精力，深入探討先秦時代棄子逐臣的文化現象，發表了系列論文，且將視野下移，論及貶謫文化在北宋的演進及其文學影響。研究方法上，由定性描述拓展到定量分析，用具體資料來統計分析南朝和唐五代逐臣貶官的階段性和地域性分布。

有了40多年深入的理論思考和豐厚的文獻積累，再做唐五代貶官流人的編年考訂，便成竹在胸，駕輕就熟。學術精品，一定是長時間積累打磨而成。一位學者，幾十年如一日，深思熟慮一個領域、一個問題，即使資質平凡，也必能取得不平凡的成就。何況像永亮兄這樣天生早熟的學術俊彥，歷經近半個世紀的研精覃思，博考群籍，其所著述，能不精深廣博！傅璇琮先生為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所作序言說：“陶敏同志，則真正是沉潛于史料的海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不限于一家一集，既廣泛占有資料，又窮究史源，而其筆力所向，則集中于攻人物考證，看來范圍稍窄，卻所獲極精，也正因為拿出來的是精品，即使人感到內涵的深廣。”如用這段話移評永亮的《貶官流人考》，也是很貼切恰當的。

這部《貶官流人考》考論結合，寓論于考，文史融通，其論皆見卓識，其考盡顯精審。有理由相信，這部既體現其貶謫文化理論思考深度又考訂精邃的巨著，必將推動唐代文史研究更上層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