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從中國到全球的培養困局：博士“過剩”還是人才錯配？

界面新聞記者 | 蔡星卓
界面新聞編輯 | 劉海川

過去幾十年，全球都涌現“博士潮”。2026年1月，麥可思研究院發布《中國-世界高等教育趨勢報告（2026）》（下稱《報告》）。《報告》提到，過去數十年間，全球博士生培養規模持續擴張，其中新興經濟體的博士群體更是呈現爆發式增長態勢。一方面，學術界與產業界的吸納空間趨于飽和，直接導致博士人才供需失衡。另一方面，傳統博士培養偏重學術理論型模式，與產業界所強調的問題導向的工程思維型模式脫節。

《報告》將中國的高等教育生態置于不斷變化的大環境之中，其中包括AI重塑高等教育行業生態，經濟承壓與資源約束成為高校面臨的現實挑戰，以及少子化浪潮來襲。《報告》認為，博士培養變革已迫在眉睫。

中國博士數量“爆炸式增長”，但占比仍不足

2025年6月，《自然》（Nature）期刊發表的文章《世界需要多少博士？博士畢業生的數量遠遠超過學術界的工作崗位》（下稱《文章》）提到，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全球博士畢業生的數量一直在穩步增長。盡管過去幾年，包括澳大利亞和巴西在內的幾個國家的博士入學人數有所下降，部分原因是高生活成本和低津貼，但總體而言，1998年至2017年期間，經合組織（OECD）38個成員國中，新博士學位持有者的數量幾乎翻了一番，并在此后的幾年里持續增長。

《報告》提到，推動全球博士規模增長的因素有很多。有教育學者分析認為，隨著社會整體學歷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人期望通過進一步投資高等教育收獲更好的經濟回報。此外，“博士潮”還與過去十幾年各國科研經費投入加大、科研項目數量增長有關，比如當科研經費充足時，很多研究課題負責人就有機會招募大量的博士生。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博士生數量整體增長，但文科博士卻面臨減招、停招浪潮。以美國為例，學術機構美國藝術與科學院《人文指標》（Humanities Indicators）指出，在博士階段，授予人文學科學位的比例從2000年的11.1%降至2018年的最低水平（7.6%），但工程和健康/醫學科學的比例顯著增加。

而在中國和印度等國家，《文章》提到，博士生數量則是“爆炸式增長”。界面新聞查閱發現，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14至2024年期間，我國博士的招生人數從約7.26萬人增長至約17.11萬人，漲幅約為135.67%。而博士在校學生人數從2014年的約31.27萬人，增至2024年的67.63萬人，漲幅約為116.28%。此外，博士畢業生人數從2014年的約5.37萬人，增長至2024年的約9.72萬人，漲幅約為81%。

2014-2024年中國高校博士招生人數、在校生人數、畢業生人數（萬人）趨勢圖。（圖表制作：界面新聞/蔡星卓）

《報告》分析，我國的博士數量背后，伴隨著我國產業形態逐步向科技和創新密集型轉型升級，因此高層次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不過，也有觀點認為，對更高學歷的追求來自就業市場的需求。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告訴界面新聞，在我國，考慮博士是否“過剩”的問題有一個前提，是社會是否更加看重這個人的實際能力。“相較更看重個人能力的外資企業，中國企業可能更看重學歷本身，這也導致了很多人對學歷有較高的追求。而實際上，很多崗位并不需要如此高的學歷，因此這背后也存在‘過度教育’的現象。”

儲朝暉表示，從統計數字來看，中國人受教育程度與受教育年限依然不足。“例如近幾年戰火不斷的烏克蘭，其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超過80%，相較之下，我國還是有顯著差距。”據《中國日報》2024年的報道，考慮到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中國博士持有者的比例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相對較低。在美國，超過1%的人口擁有博士學位，而根據中國第7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擁有博士學位者占人口比例不到0.7%。

儲朝暉認為，學歷“過剩”問題還要從內部解決。“‘唯學歷論’現象背后其實是官本位文化。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我們可能更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從追求社會認可轉向更注重個人素養的提升。”

“終身學術職位”難爭取，博士培養面臨轉型

博士擴招會引發怎樣的危機？《報告》指出，首先，學術界的崗位數量并沒有和博士學位持有者的增長速度保持同步，這導致了有限崗位的競爭異常激烈。另外，對于某些專業（如理工科）的博士，其就業市場面臨“需求旺盛卻人才難適配”，因為除了純學術技能，不少學術的博士培養對項目管理、跨學科協作、商業溝通等關鍵職場軟技能的培育鮮有涉及。《文章》也提到，在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等國家，非學術工作正日益成為擁有博士學位的人的常態。

以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韓國為例，韓國又石大學ESG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商學院教授池龍升告訴界面新聞，韓國的博士生數量在近幾十年也是穩步增長。但學生人數減少、預算緊張、大學間競爭加劇等問題，導致韓國大學教師招聘受限。最終，許多博士畢業生不得不爭奪越來越少的終身職位。池龍升介紹，最近的調查顯示，韓國只有大約40%的博士畢業生在大學工作。此外，近30%新近畢業的博士生失業或尚未就業，這凸顯了職業生涯早期的壓力。“這意味著，博士畢業生的非學術性就業并不是韓國獨有的現象，而很可能是經合組織國家的普遍現象。”他補充。

2015年9月9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迎來了2751名本科新生，其中來自浙江瑞安的小伙林國敬，來到了該校完成博士新生報到手續。曾當過“理發匠”的他，成了哲學院的一名博士生。（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來自教育部的信息顯示，2023年，我國應屆博士畢業生達到7.52萬人，其中約40%去往高校和科研機構，同時，也有超過五分之一的畢業生選擇到企業就業。《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也曾發表文章，分析了2015-2020年博士畢業生去向和就業特征，發現在高等學校和科研設計單位就業比例為5成。

然而，高校崗位也面臨不小的競爭。山西某大學哲學專業教師穆子磐（化名）向界面新聞介紹，以他所在的學校和學院為例，近幾年，新入職教師崗的均為博士文憑，碩士研究生已失去競爭力。另外，隨著職稱評定門檻越來越高，為了保證職業生涯的延續和發展，很多只有碩士研究生學歷的老教師也不得不就讀在職博士。穆子磐提到，學術類崗位競爭激烈，可能也和近幾年高校逐步推廣“非升即走”有關，即部分高校要求青年教師在規定聘期內晉升副教授，未達標者將不再續聘。溫州某民辦高校教師高文杰（化名）告訴界面新聞：“據我了解，溫州的第一個綜合性大學在十幾年前招聘教師時就對博士學歷有硬性要求了。民辦學校的教師沒有編制，淘汰率其實很高，相比公辦學校，教師們有時會面臨更激烈的競爭。”

儲朝暉認為，學術類崗位的需求數量，取決于不同國家在全球經濟發展當中的位置。“比如，美國的此類崗位不會超過就業市場整體崗位的20%，而中國大概只有5%左右。”儲朝暉說，此比例背后有2個影響因素，即產業結構中學術類崗位的比例，以及有相應學術能力、可以勝任這些工作的人數。“很多人可能認為自己考上了博士，就具備了研究能力，這是不切實際的。”

針對此問題，《文章》提到，一些國家（如日本、德國、英國等）已開始讓博士生在研究期間接受培訓和帶薪實習，或推出“工業博士”（簡稱I.PHD）等校企聯合培養模式，以適應博士學位持有者不斷變化的職業前景。池龍升舉例，以他的實際經驗來看，隨著博士項目申請人數從全日制學生增加到在職人員，其所在商學院所提供的博士項目開始更注重實際應用和產學合作，而不再以純粹的研究為中心。

AI浪潮下，博士學歷還重要嗎？

池龍升認為，在AI浪潮下，博士學歷依然重要，但原因與過去不同。“博士學位最初的目的是培養能夠創造新知識的獨立研究人員，在AI時代依舊如此。”

“人工智能可以寫作、計算和總結，但它無法取代定義新的科學問題、評估證據、設計實驗以及作出倫理和社會判斷的能力，而這些正是博士教育所培養的技能。”他舉例，在氣候科學、生物技術、人工智能治理、能源系統和公共政策等領域，社會需要能夠將先進知識與責任和遠見相結合的人。池龍升介紹，因為AI非常重要，他下學期將要教授一門“AI和ESG管理”的新課。

2024年5月30日，太原市，“2024年青年博士太原行”雙選會在太原古縣城舉行，吸引兩千余名青年博士前來求職。在雙選會現場，前來招聘的用人單位共有174家，提供崗位3000多個。（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經合組織也發現，當博士們從事需要運用他們先進技能的工作時，他們仍然享有強大的勞動力市場優勢。簡而言之，人工智能是一個強大的工具，但提出有意義的問題和評估社會后果的能力，仍然是人類（或說高學歷者，如博士）獨有的能力。”池龍升對界面新聞說。穆子磐認為，以文科博士學位為例，其對人的鍛煉是不容小視的。“比如對于知識的直覺式領悟，對科研者心性的磨練，以及對學術共同體的認同，這些都會對科研工作者產生潛在而不容小覷的影響，目前的AI在知識生產過程中顯然缺乏本雅明所說的‘靈光’。”

而人工智能將如何影響博士教育（或高等教育）？池龍升認為，改變可能體現在內容、方法和評估方面。“人工智能工具將越來越多地用于文獻綜述、數據分析和編碼，顯著提高研究效率。與此同時，對博士生的評估系統將從僅僅計算產出轉向為關于研究過程的驗證、人工智能的道德使用和問責制。”

池龍升說，此外，隨著人工智能將博士學位持有者的角色擴展到學術界之外，博士課程將需要重新設計，以支持多樣化的職業道路。他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工智能將成為博士教育的工具和重新定義其目標和標準的力量。“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改變的不是取消博士教育，而是改變它的設計——這樣才能讓博士畢業生為多樣化的職業生涯做好準備，為社會作出有意義的貢獻。”

儲朝暉認為，無論是不是進入AI時代，作為保證基本素養的方式，教育都是必要的。“在將來，可能學歷并非必要的就業條件，而素養則是必要的，所以素養與學歷名實相符很重要，求學者應該積極追求自己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