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因對賭協議產生的金錢補償之債是否屬于夫妻共同債務?

最高法院:因對賭協議產生的金錢補償之債是否屬于夫妻共同債務?

作者：唐青林 李舒 王盼 (北京云亭律師事務所*)

閱讀提示：2019年九民紀要發布后，對賭協議本身效力已無太大爭議。但對賭協議的履行過程中，涌現出了許多其他問題，如因對賭協議產生的金錢補償之債是否屬于夫妻共同債務，也即投資人股東能否請求原始股東的配偶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本文在此通過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則經典案例，對上述問題進行分析。

裁判要旨

因對賭協議產生的金錢補償之債雖然是以一方股東名義所背負且遠超出夫妻日常生活所需，但如該債務產生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且配偶對此知情亦將該筆債務用于夫妻共同生產經營的，仍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股東配偶應對該金錢補償之債承擔共同清償責任。配偶一方以前述債務為純負擔債務、并未獲利進行抗辯的，由于任何商業經營行為均存在風險，因此不能作為其免責的理由。

案情簡介

(一)2014年10月16日，李某義與信達公司就安尼公司簽署增資意向協議。同日，李某義之妻蔣某向信達公司出具《確認和承諾》，確認其知悉并同意前述協議的簽署；

(二)2015年1月30日，李廷義、信達公司與安尼公司簽訂了《股權轉讓及增資協議》，約定李某義將其持有的安尼公司41%的股權轉讓給信達公司，并約定如果安尼公司在承諾期間未實現承諾利潤的，李某義應按協議約定向信達公司支付補償。

(三)后查明，2015-2017年間安尼公司業績未達承諾金共計25444.75萬元。信達公司因此訴至法院，要求李某義支付業績補償25444.75萬元時，就蔣秀應否對李某義的上述債務承擔共同清償責任發生爭議；

(四)另查明，蔣某和李某義于1997年11月3日登記結婚，于2017年登記離婚；

(五)福建高院一審認為，蔣某對于《股權轉讓及增資協議》的內容是明知的，其參與了公司的共同經營。案涉債務屬于李某義、蔣某夫妻共同經營所負債務；

(六)蔣某不服提起上訴，認為案涉業績補償之債系純負擔債務，屬于配偶個人從事高風險的商事交易所負債務。最高人民法院二審維持原判，判決李某義與蔣某對25444.75萬元業績補償之債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裁判要點

本案的核心爭議在于，因對賭協議產生的金錢補償之債是否屬于夫妻共同債務，對此，最高人民法院認為：

第一、在案涉《股權轉讓及增資協議》簽訂時，李某義和蔣某同為安尼公司關鍵員工，蔣某為海外部總經理，并于2017年7月底從安尼公司辭職。案涉金錢補償之債基于《股權轉讓及增資協議》產生，也即在蔣某辭職之前，安尼公司業績一直未達約定導致金錢補償條款成就。基于此，法院認定蔣某參與了安尼公司的共同經營；

第二、蔣某于2014年10月16日簽署《確認和承諾》，表明其知悉并同意案涉增資協議的簽訂，足以表明蔣秀對《股權轉讓及增資協議》知情；

第三、案涉《股權轉讓及增資協議》簽訂后，信達公司已經對安尼公司進行實際投資，而蔣某、李某義均屬于該投資的受益人，因此案涉金錢補償之債對蔣某而言并非純負擔債務。

綜上，案涉25444.75萬元業績補償之債屬于夫妻共同債務，蔣某、李某義應當對信達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實務經驗總結

前車之鑒,后事之師，為避免未來在類似糾紛中處于不利地位，筆者結合《民法典》、《公司法》及相關司法判例總結實務中的要點如下：

1、對于夫妻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通常應認定為個人債務，但能證明該債務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或者基于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本案中，債權人即是證明了蔣秀參與了共同經營且對增資協議中金錢補償條款知情，使得法院支持了其主張，最終認定案涉債務屬于夫妻共同債務。

2、對賭協議本身效力無太大爭議，圍繞對賭協議產生的爭議主要在其履行上。除本文涉及的配偶是否應對一方股東負有的金錢補償之債承擔連帶責任外，相關糾紛還集中在該筆債務的清償往往涉及到公司法上規定。尤其投資人與目標公司進行的對賭協議，其履行不僅要達成約定的條件，還要符合《公司法》第35條關于“股東不得抽逃出資”和第166條關于利潤分配的強制性規定。

3、在實務判例中，對因對賭協議產生的金錢補償之債是否屬于夫妻共同債務根據具體情形不同，法院會有不同的判決。因此為了避免處于不利地位，對于投資人股東而言，其可以明確要求創始股東的配偶出具承諾函，聲明對對賭協議所生之債承擔連帶責任；對于創始股東的配偶而言，則可以盡量避免承諾承擔共同清償責任、避免參與共同生產經營活動，促使對賭協議所生之債被認定為個人債務。

（我國并不是判例法國家，本文所引述分析的判例也不是指導性案例，對同類案件的審理和裁判中并無約束力。同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司法實踐中，每個案例的細節千差萬別，切不可將本文裁判觀點直接援引。北京云亭律師事務所律師對不同案件裁判文書的梳理和研究，旨在為更多讀者提供不同的研究角度和觀察的視角，并不意味著北京云亭律師事務所律師對本文案例裁判觀點的認同和支持，也不意味著法院在處理類似案件時，對該等裁判規則必然應當援引或參照。）

相關法律法規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2021年1月1日實施）

第一千零六十四條夫妻雙方共同簽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認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負的債務，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屬于夫妻共同債務。

夫妻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不屬于夫妻共同債務；但是，債權人能夠證明該債務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或者基于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夫妻債務糾紛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已廢止）

第三條夫妻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債權人以屬于夫妻共同債務為由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債權人能夠證明該債務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或者基于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法〔2019〕254號）

第二條（一）關于“對賭協議”的效力及履行 對于投資方與目標公司的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訂立的“對賭協議”，如無其他無效事由，認定有效并支持實際履行，實踐中并無爭議。

法院判決

以下為最高人民法院就案涉債務是否屬于李某義與蔣某的夫妻共同債務的詳細論述：

首先，蔣某與李某義于1997年11月3日登記結婚，2017年7月17日協議離婚。安尼公司成立于2007年10月18日，該公司股權結構多次變更，李某義、蔣某及蔣某100%持股的香港安普威視科技有限公司多次持有90%以上乃至100%股權。《股權轉讓及增資協議》簽訂于2015年1月30日，此時李某義持有安尼公司88.57%股權。《股權轉讓及增資協議》附件表明，李某義和蔣某同為安尼公司關鍵員工，李某義為總裁，分管研發部（技術部）、市場部、海外部及國內銷售部；蔣某為海外部總經理，全面負責海外市場推廣及拓展規劃，帶領海外銷售團隊完成銷售目標任務。蔣某于2017年7月底從安尼公司辭職，其自認香港安普威視科技有限公司與安尼公司有過代收海外款項業務往來。案涉債務是基于《股權轉讓及增資協議》產生，在蔣某從安尼公司辭職前，公司業績一直未達到《股權轉讓及增資協議》約定的承諾利潤，補償條件已經成就。據此，一審判決認定蔣某參與了安尼公司的共同經營，案涉債務屬于李某義、蔣某夫妻共同經營所負債務，并無不當。

其次，蔣某于2014年10月16日出具的《確認和承諾》表明，其對李某義與信達公司于同日簽署《關于深圳市安尼數字技術有限公司股權收購及增資意向協議》知情，且同意李某義簽署、遵守和履行意向協議。該意向協議約定信達公司擬通過對安尼公司受讓股權及增資的方式，收購安尼公司51%股權。《股權轉讓及增資協議》基于該意向協議簽訂，此后安尼公司股權、決策機構、法定代表人乃至盈虧狀況等均發生重大變化，結合前述蔣某參與安尼公司經營且系公司關鍵員工等情形，一審判決認定蔣某對《股權轉讓及增資協議》應當知情，亦無不當。蔣某辯稱其不知道《股權轉讓及增資協議》內容，不符合常理。

最后，《股權轉讓及增資協議》合法有效，信達公司依據該協議對安尼公司進行投資，并如約向李某義轉賬500萬元、實繳貨幣出資3061萬元、向監管賬戶轉賬共計5650萬元。李某義、蔣某均屬于該投資的受益人，而案涉債務的產生在于李某義未能按約實現承諾利潤。蔣某關于案涉債務為純負擔債務、不存在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前提條件的主張，缺乏依據。任何商業經營行為均存在風險，李某義最終是否獲利并不影響《股權轉讓及增資協議》的投資性質及各方權利義務，亦不能成為蔣某的免責理由。

案件來源

蔣某、廈門信達物聯科技有限公司等股權轉讓糾紛民事二審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民終959號】

在檢索大量類案的基礎上，筆者總結相關裁判規則如下，供讀者參考：

(一) 目標公司股權系夫妻共同財產、為夫妻共同經營的，無論商業經營行為是否獲利，后果均及于夫妻雙方。

案例1：鄭某愛、廣州霍利投資管理企業股權轉讓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4323號】

綜上，案涉債務用于許某旗、鄭某愛二人共同生產經營，且有證據證明具有二人共同意思表示，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夜光達公司股權屬于夫妻共同財產，夜光達公司亦系許某旗、鄭某愛共同經營，無論商業經營行為的最終結果系盈利或虧損，后果均應及于鄭某愛。原審認定鄭某愛長期與許某旗共同經營夜光達公司，案涉債務應當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并無不當。

(二)夫妻一方僅以個人名義簽訂股權轉讓合同，但另一方在相關股東會決議上簽字同意該股權轉讓行為的，應認定為對股權轉讓知情并同意，夫妻雙方對因前述股權交易產生的債務承擔共同清償責任。

案例2：安永（天津）投資發展集團有限公司、錢某高股權轉讓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終1182號】

本案中，程某芳與錢某高系夫妻。程某芳始終是九川集團的股東，至安永公司退出后，九川集團的股東為其夫妻二人，其中錢某高持股85%，程某芳持股15%。雖然程某芳未在《股權轉讓協議》上簽字，但其在2016年8月12日的九川集團《股東會決議》上進行了簽字，該決議涵蓋了《股權轉讓協議》中的股權轉讓主體、標的和轉讓價格，足以證明程某芳充分知曉錢仁高與安永公司之間關于股權轉讓的具體內容，其對股權轉讓知情并同意。案涉股權轉讓發生于二人婚姻關系存續期間，錢某高取得的案涉股權應屬于夫妻共同財產。安永公司提交的證據能夠證明本案錢某高獲得股權并支付相應股權轉讓對價，系基于錢某高、程某芳夫妻二人共同意思表示的經營行為，故本案債務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程某芳應當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三)對賭協議的效力認定與能否實際履行屬于兩個范疇的問題，對賭協議符合《民法典》中合同有效要件時即發生法律效力，但其履行還需符合《公司法》上不得抽逃出資以及有關公司利潤分配的強制性規定。

案例3：深圳市廣華創新投資企業、大連財神島集團有限公司請求公司收購股份糾紛再審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350號】

案涉該兩份《協議書》應系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內容并不具有法定無效情形，為合法有效的約定，對財神島公司、李濱、于秀蘭關于案涉該兩份《協議書》無效的抗辯主張，本院不予支持。

盡管2012年3月30日的《協議書》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但協議中關于財神島公司回購股份的約定不屬于公司法第七十四條和財神島公司章程所列舉的情形，不符合公司法關于資本維持的基本原則，廣華投資企業請求財神島公司收購其股權的條件并不具備。原審判決未支持廣華投資企業要求財神島公司按約定價格收購其20%股份的訴訟請求，并無不當。

*此處北京云亭律師事務所，為作者完成文章寫作時所在工作單位。

作者唐青林律師簡介

唐青林律師，北京云亭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民商法法學碩士。1999年考取律師資格，先后在農業部和律師事務所工作，至今從事法律服務長達26年。在公司法和商業秘密法律領域，唐青林律師已身經百戰，為近百個疑難復雜訴訟案例和非訴訟項目提供過各種形式的法律服務，積累了大量訴訟經驗和勝訴案例，是該領域活躍的知名專家型律師。唐青林律師在公司法領域出版10余部實務著作、在商業秘密領域出版3部法律實務著作。唐青林律師的社會兼職包括：擔任最高人民法院訴訟服務志愿專家（2018-2023）（2023-2028）；北京市律師協會公司法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國際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知識產權與科技金融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研究生校外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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